文档介绍：中国当代文学中身体叙事的变迁及其文化意味
一、引言:身体、文化、文学
2000年,中国文坛出现了几件并非偶然的事件:诗歌中的《下半身》杂志创刊,棉棉、卫慧的小说出版并赢得“身体写作”的称号,春风文艺出版社的“阅读身体系列”丛书出版。这几件事情在同一年出现于中国的文学界与学术界,在我看来不仅是一个单纯的文学或学术事件,而且也是一个值得关注的文化症候:我们的作家与学者正在用身体乃至下半身迎来新的千年。身体是我们献给新千年的第一个礼物。它似乎也预示着身体将成为新千年中国文学界的新热点。后来的事实证明果然如此。
身体从文化的幕后走到前台具有深刻的社会文化原因。在当代西方身体社会学中具有奠基性意义的社会学家特纳曾经说:当1984年他的《身体与社会》初版的时候,当时的学术界还没有多少人关注身体;而10年后大量的身体社会学、身体文化学的著作问题问世。“身体化的社会”的概念变得十分流行。[1]为什么?西方学者给出的解释常常是:经济的转型(产业结构的变化、服务工业、休闲工业、美丽工业、身体工业的兴起等)、文化的转型(新教伦理的衰落、后现代文化对于资本主义工作伦理与理性主义的冲击)、社会结构转型与新社会运动(如身体与一些社会机构的脱离、身体的“社会脱位”,女性主义、同性恋权利运动等)。这些分析当然都值得我们借鉴,这些原因中也有相当部分是可以解释中国文学与文化中的身体热的。但是,中国的“身体热”还具有自己的特殊原因。
我们大概记得15年前,天安门广场上响起了刺耳的救护车的呼叫声,一具又一具濒临死亡的衰竭的身体被运到医院进行抢救。15年后,在歌舞厅、美容院、健身中心,我们发现身体在哼哼,在快乐地呻吟。政治的身体迅速地转化为消费的身体。这是怎么回事情?这个转变是中国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么?是80年代启蒙主义的必然延续么?如果不是,那么,是什么导致了消费性的身体热潮的出现?在我看来,如果说当前的“身体热”是消费文化的征候,那么,消费文化本身就是更大的社会状况的征候,所以,“身体热”是征候的征候。我们的任务就是要通过消费文化中的“身体热”这个具体的现象,来探讨身体热的复杂的社会政治与历史原因,层层解读,挖掘征候的征候。我觉得,现在身体研究存在的主要问题是:1、过多的经济学、文化视野而缺乏政治学视野,2、中国具体语境意识的缺失。
身体研究这个议题因而是一个严肃的、批判性的议题。我们研究身体写作却不是鼓吹身体写作或欲望化写作。相反,这里面包含了我们深刻的人文忧思。我们关注身体的政治性与批判性、颠覆性,但是我们并不认为身体必然地、无条件地具有这种批判性和颠覆性。身体的这种批判性和颠覆性。比如,70年代末的流行歌曲与“奇装异服”是批判性的,这是当时的语境赋予的。在消费主义本身日渐成为主流文化而且与国家意识形态渐趋一致的今天,情形就不同了。文学界的所谓“身体写作”与所谓“下半身”的颠覆意义都应该紧密地结合中国的具体语境加以理解。
身体研究这个议题也是开放性的。目前文坛关注得比较多的是木子美等人的“身体写作”,至多也就上溯到陈染、林白等私人化写作以及棉棉、卫慧等所谓“宝贝作家”。但是我们必须把木子美放在文学史的脉络里,放在中国社会文化、特别是身体的社会功能、身体观念的变迁的脉络里,才能得到比较准确的把握。这样,本文不只是探讨狭义的“身体写作”,而是通过对几个比较典型的中国当代文学史上的作家作品——它们在身体呈现、特别是性描写方面具有代表性与转折性意义——的分析解读。实际上,“身体写作”这个词是歧义的,是通过身体的写作?是对身体的书写?还是弘扬身体欲望的写作?如果我们把视野放得更宽一些,就会发现,事实上,文学与身体一直是紧密联系的。我们不能设想没有身体的文学与文化,没有身体的写作,甚至不能想象脱离身体的一切人类活动,我们当然更不能设想没有身体的审美与艺术活动。因为审美是人类的一种感性活动,它比之于其他活动更具有身体性/切身性/贴身性,也就是更身体化的。即使是对于身体没有任何描写的文学,也是一种文化的征候,是一种创造性的不在场(creative
absence
),一种有意味的不在场。我们应该谈论或值得谈论的不是是否存在没有身体/脱离身体的文化与文学,也不是是否存在处于文化之外的身体,而是不同时代的文化以及文学是如何处理与呈现身体的,事实上,身体在文学中的不在场本身也是处理特定的文化处理身体的特定方式。因而,考察不同时期的文学想象、处理、呈现身体的方式,可以揭示出丰富的文化与历史内涵(在这方面里福科的研究非常具有启发性)。我以为,正是这一点形成了“文学身体学”研究的魅力。所以我们的会议也讨论文学史上的身体书写的不同方式以及它的文化意义。
当然,我们也不能设想超越文化超越历史的身体。身体虽然具有生物、生理、官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