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档介绍：论白居易讽喻诗论与创作实践的得失
白居易以其讽喻诗论和创作,曾被誉为与杜甫并称的唐代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他的讽喻诗论强调诗歌创作要关系时事,“兴寄”、“美刺”。讽喻诗作也的确揭示了中唐时期的社会弊端,具有充分的真实性,这是应该充分肯定的。但是,讽喻理论与创作实践反差,主观意图与客观效果的背离,又显示出其讽喻诗论与创作的缺陷。分析白居易讽喻诗论与创作的缺陷,探讨其形成原因,有助于全面准确地认知和评价白居易讽喻诗论和创作,从中汲取历史经验教训,把握诗歌创作的自身规律。因而,本文重在谈论其不足之处。
一、
作为中国古代现实主义诗论,白居易最为人们看重的是其讽喻诗诗论。诸如“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与元九书》)“为君为臣为民为物为事而作,不为文而作”(《新乐府序》),即要求诗歌创作立足社会现实,表现民生疾苦,直陈社会弊端,以求“补察时政”,“泄导人情”(《与元九书》)。此类观点,白居易诗作中也多有表述。可以说,“为时为事”是白居易讽喻诗论的总纲,“补察时政”,“泄导人情”是其讽喻诗创作的目的。
“为时为事”也是白居易的诗歌批评原则。他批评自屈原到李白等历代诗人作品不是“为时为事”,不能“补察时政”,“泄导人情”,认为“诗道崩坏”,“六义尽失”。即使是杜甫,“撮其《新安吏》、《石壕》、《潼关吏》、《塞芦子》、《留花门》之章,‘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之句,亦不过三四十首”(《与元九书》)。因而,他自觉地创作讽喻诗,想以此超越杜甫,振兴诗道。
白居易的讽喻诗论继承先秦儒家的“兴寄”,“美刺”诗论传统,首次提出诗歌创作要“为时为事”,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然而,过于强调诗歌“为时为事”、“补察时政”的原则和作用,难免会忽略诗歌的其他表现内容和社会功能。诗歌表现生活的范围非常广阔,诗人感受生活的角度也很独特,既可表现社会生活中的重大题材,抒发具有一定概括意义的情感倾向,也可表现诗人在特定环境氛围中某一瞬间独特的情绪感觉。意境才是诗歌创作成败优劣的关键。读者更乐意欣赏具有美学价值的诗篇。如果狭隘地限定诗歌“为时为事”,容易淡化诗歌的审美特性,有碍于诗歌题材的丰富性和多样化,有害于诗歌的创作和发展。
同样,白居易以此为原则评论历代诗人诗作,结论也有偏颇。屈原、苏武确为“不遇者”,但他们的“伤别”、“怨思”决非一已私怨,而是社会大环境与个人独特遭遇结合的情感体验,仍具有社会意义和美学价值。陶潜首创“田园诗”,二谢开拓山水诗,对诗歌发展均有贡献,却均遭到白的指责。漠视盛唐诗歌,指责“诗史”杜甫尤甚。由《诗经》到盛唐诗歌,从诗歌内容到艺术形式,本为逐渐发展,走向辉煌的上升轨迹,在白居易看来却成了逐渐衰败的下降曲线。公允地说,白居易并非艺术修养不高,并非不领悟历代诗人的艺术造诣,问题在于,他对诗歌表现内容和社会功能,强调讽喻,不及其余,自然失于偏颇,又极易导致历史文化的虚无主义。单纯以政治功利为核心的“为时为事
”、“美刺”比兴的诗歌创作与批评原则,不利于诗歌自身发展。这也可见白居易讽喻诗论的偏激和片面。
二、
白居易在《与元九书》中自白道:“仆常痛诗道崩坏,忽忽愤发,或食辍哺,夜辍寝,不量才力,欲扶起之。”所谓“诗道”,即“上以纽王教,系国风;下以存炯戒,通讽谕”、“劝善惩恶”、“补察得失”(《策林》六十八)。白居易感慨“诗道”日衰,又不满杜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