忘本的教育从何而来.doc

文档介绍：忘本的教育从何而来
“教育病在‘忘本’,且‘忘本的教育’肇始于中国现代教育创始之初。”

新近,北大中文系陈平原先生撰文批判:中国大学唯哈佛、剑桥马首是瞻,误将“与国际接轨”等同于“迈向世界一流”。当前许多中国大学正亦步亦趋地复制欧美大学的模样,已经****惯于用人家的语言及评价标准来规范自家行为。对此,我们需要扪心自问:改革开放30余年,若讲独立性与自信心,为什么中国学界不但没有进步,反而还在倒退?我们是否因为过于委曲求全,而丧失了自家的立场与根基?
陈先生的忧虑值得深思。然而,如果就此对中国教育的病因进行诊判,则还需再斟酌。我以为,中国教育病不在“接轨”,而在“忘本”,且“忘本的教育”并不始于晚近30年,而肇始于中国现代教育创始之初。因此,此疾已久,此病甚深。
我们来细梳历史。1932年,国联教育专家考察团的《中国教育报告》指出:中国新一代知识分子把现代化等同于机械照搬外国教育制度。教学计划、课本和教学方法都以西方的知识和榜样为基础,结果学校的标准远远高于贫困国家条件,而人民最迫切需要的初等教育和职业教育却被忽略了。
由此,中国的现代学校教育下不接地气,上不晓星辰,既不能切实观照普通百姓生计之苦痛,亦不能在民族精神文化的价值谱系中清晰地定位。
20世纪30年代,陶行知批评乡村教育以城市为榜样,“教人羡慕奢华,看不起务农……这样的教育不能帮助人在参与社会生活上有更多的能力,反而使人成为废物。”英国汉学家维克多•浦西考察了中国的学校教育后,以滑稽的笔调写出其内在忧虑:“许多学校采用的那种从德国传到日本,再被中国人复制出来的半军事化的大檐帽校服,看起来就叫人伤心。”
还是20世纪30年代,社会学家潘光旦应金山中学之约,作了一场演讲,题为“忘本的教育”。
潘先生开宗明义:一切生命的目的在求位育,以前的人叫做适应,教育为生命的一部分,教育的唯一目的是教人得到位育。位的注解是“安其所”,育的注解是“遂其生”。安所遂生,是一切生命的大欲。
位与育的背景,大致有二。一是横亘空间的物质环境,譬如土地、气候、物产等。二是纵贯时间的文化环境,涵盖文物、典章、制度等。一个人或一个民族要安所遂生,自然得先和固有的各种环境发生相成而不相害的关系。
如何才能相成而不相害?
首先要认识“物本”。一棵橘子树,不能勉强移到淮河以北,否则不是不能生长,便是品种变异。普通的一条草狗,你不能教它打猎;一只鸡,你不能教它学泅水
……惟其如此,在教育中,我们才能做到以人为本,尊重人的本性,不好高骛远,不拔苗助长。其次要敬重时间所馈赠的文化与制度,绵续的事物有滴水穿石的力量,有先民的生活经验,有生活的常道。教育的文化价值在于掌一豆灯火,破万古长夜,在于体察生活常理中绵延的韧劲,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