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档介绍：鲁迅与张爱玲-汉语言文学鲁迅与张爱玲 李丽摘要:鲁迅与张爱玲分别是20世纪20年代、40年代登峰造极的作家,是两个不同类型的作家,但他们作品的思想内涵存在着一致性,笔者正是从这一共性出发探索共性中的个性。由此可见,张爱玲继承并发展了鲁迅的思想,两位作家既有联系又有区别。关键词 :鲁迅张爱玲异同前言尽管鲁迅与张爱玲是分属于两个时代、两个阵营的作家,似乎毫不相干,然而文学界将鲁迅与张爱玲放在一起并非新鲜事,1944年,著名翻译家傅雷认为《金锁记》“颇有《狂人日记》中某些故事的风味”,胡兰成在《评张爱玲》中说:“鲁迅之后有她,她是个伟大的寻求着。”他们之间或多或少的联系,那么他们之间到底存在着怎样的共性与个性呢?一、从对女性命运的观照来看,礼教与自身鲁迅与张爱玲是两位极为关注女性命运的作家,都不同程度地道出了女性生存境遇的艰难与所受的不公正待遇。而就造成女性悲剧命运的根本原因探讨上,两位作家的意见并不一致,鲁迅将女性的悲剧命运归咎于封建制度、封建礼教对女性的戕害,如《祝福》中的祥林嫂,她勤劳、善良、朴实,却在糊里糊涂中成了旧礼教的牺牲品。使祥林嫂饱受磨难的不仅仅是生活的困苦,更重要的是受到封建礼教文化制度影响的精神摧残。“从一而终”是祥林嫂固守的封建思想,为此被迫改嫁时她撞得头破血流,甚至到庙里捐门槛来试图解脱这个“罪孽”,让千人踩、万人踏,种种荒唐行为的背后,无不表露着那个时代的女性在长期封建礼教文化影响下所形成的自我否定的自虐倾向。《离婚》中的爱姑不正是在封建势力的代言人“七大人”的威逼下心甘情愿地接受了他的一切不公正的安排吗?而张爱玲将其归咎于女性自身对男性不自觉的依附,正如张爱玲在《谈女人》中所言:“女人当初之所以被征服,成为父系宗法社会的奴隶,是因为体力比不上男子。但是男子的体力也比不上豺狼虎豹,所以在物竞天择的过程中不曾为禽兽所屈服呢?可见单怪别人是不行的。”[1](P65)因为“是何等样人,就会遇见何等样事”,其中“总免不了有些主动的成分在内”。《沉香屑第一炉香》中的葛薇龙初到香港求学“我念我的书”“要行得正,立得正”。可是,在姑母家看了一橱子“金翠辉煌”的衣服之后,在“看看也好”自我宽慰掩饰之下,她渐渐堕落了,无法从生活环境的栅栏里拔出来,她恳求梁太太能够“在旁随时的指拨帮衬”[2](P49),成了“整天忙着,不是替乔琪乔弄钱,就是替梁太太弄人”[3](P50)的交际花。而这源自她那内心深处的一股渴望,即乔琪“引起的她那不可理喻的蛮暴的热情”,是基于女性自身对男性不自觉的依附性。因此,即使社会制度天翻地覆,葛薇龙的故事仍会继续。二、从对国民性的批判角度来看,大我与小我1971年在旧金山与水晶先生的谈话中,张爱玲曾说:“鲁迅很能暴露中国人性中的阴暗面和劣根性,这一传统等到鲁迅一死突告中断,很是可惜。”这表明张爱玲对鲁迅国民劣根性的认同。同样是对国民性的批判,可两位作家的立足点却不同。鲁迅是站在整个社会文化、民族的立场上来揭露国民性格中的冷漠、奴性、愚昧等,是民众的呐喊,是启蒙的话语,表现的是“大我”,如鲁迅笔下的具有“中国人品性的结晶”的最底层农民——阿Q,面对生存的困境,备受欺凌的遭遇,他采取了欺瞒自己的态度,“我总算被儿子打了,现在世界真不像样,儿子居然打起老子来了。”[4](P75)从精神上获取了胜利。这何尝不是“人们”的一种处理事情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