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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马尔库塞认为资本主义制度和生态环境危机之间有着必然的联系以及人对自然的统治构成了人对人的统治的观点,表征了法兰克福学派与生态学马克思主义之间的源脉关系。同时,马尔库塞以批判科学技术的极权主义为切入点和着力点,从技术批判转向社会批判,为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奠定了理论基础。但是,他对技术理性、科学理性同价值理性、艺术理性相统一的理想的描述,由于缺乏基于人的主体性的实践过程,从而具有明显的乌托邦色彩。
关键词:马尔库塞;技术批判;社会批判;生态学马克思主义
如果说对资本主义的生态学批判始于法兰克福学派的霍克海默和阿多诺,似乎是不够确切的。因为,尽管法兰克福学派第一代学者从20世纪20年代一直到50、60年代思想活跃,著述甚多,但是,由于当时科学技术对生态环境的负面影响还没有充分表现出来,因此他们的思想及著述不可能直接地表述资本主义制度和生态环境危机之间的关系,至多是从自然和人的关系角度以及从科学技术的悲观情结中涉及生态危机问题。但是,如果说对生态环境危机的资本主义批判始于马尔库塞,理由则是充分的。
一、科学技术与生态环境问题关系研究之肇始
众所周知,在法兰克福学派的社会批判理论的整体架构中,技术理性批判是至关重要的批判视角和不可或缺的主题维度。霍克海默和阿多诺作为法兰克福学派的创始人,用“启蒙辩证法”这一经典表述形式,揭开了技术理性批判理论的帷幕。所谓的“启蒙辩证法”,就是要揭示以理性和技术为核心,以人的自由和对自然的统治权为宗旨的启蒙走向了反面,即启蒙的“自我摧毁”——悲剧性的毁灭。这种毁灭的表现之一是人对自然的统治导致自然对人类的报复,“人类进行毁灭的能力是如此之大,如果这种毁灭力实现了,整个地球就会成为一片空地。或者人类自身相互吞尽,或者人类食尽地球上全部动物和植物,如果地球符合一种著名的论断还有足够的生命力的话,万物就会从最低级的阶段重新开始”。霍克海默和阿多诺强调指出,启蒙运动和启蒙文化在促进科学技术发展的同时确立了人类对自然的统治权,拆解了人类和自然之间原有的和谐,制造了二者的紧张与冲突。然而,人对自然行使“统治权”的结果却是极具讽刺意义的:人类并没有成为万物的主宰,万物(自然)却使人类的生存状态不断出现危机。霍克海默和阿多诺进一步指出,在完全被技术理性统治的世界中,毁灭的表现不仅仅是人与自然相互异化,更为严重的是人与人的相互异化。由于启蒙精神迷信于技术理性和科学思维,以抽象的科学的理性认识描述现实,而缺乏基于人的主体性的否定性思维,使人变成了无主体的客体,人与人之间主体性的交往关系变成了主体与客体、主体与物的关系。在普遍异化的世界中,不仅人和自然相冲突,而且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也开始相互冲突乃至相互厮杀。
“现代工业社会的整个挖空心思想出来的机制,也不过是相互残杀的自然界。再没有手段可以表达这种矛盾了。这种矛盾是与单调严肃的世界一起运动的,艺术、思想、否定性就是从这个世界中消失的。人们相互之间以及人们与自然界是在彻底地异化,他们只知道,他们是从哪里来的,以及他们要做什么。每个人都是一个材料,某种实践的主体或客体,人们可以用它来做什么事,或者不能用它来做什么事。”
霍克海默和阿多诺悲观地对启蒙运动和启蒙文化进行了全面否定。在他们看来,启蒙精神的演化历程完全是悲剧性的辩证法。他们一针见血地指出:“启蒙根本不顾及自身,它抹去了其自我意识的一切痕迹。这种唯一能够打破神话的思想最后把自己也给摧毁了。”在现实社会中,技术理性没有实现它所希冀的“抱负”:增强人的本质力量,实现人的普遍自由。科学和技术把人从神话和迷信的统治中解放出来,但其结果使人类走向了对科学技术的迷信,后者成为了一种新的束缚人、统治人的
“神话”力量。科学技术制造的“神话”体现在资本主义的拜物教之中,经济结构为商品设定了决定着人类行为的价值,商品失去了除却拜物教之外的一切经济特征,拜物教已经将其不良影响扩展到了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人的自由与个性被扼杀,人类完全置身于一个物化和异化的世界中了。
毋庸置疑,霍克海默和阿多诺的确没有直接论述资本主义社会制度和生态环境危机的关系。但是,在技术理性文化信念占绝对统治地位而生态意识却还没有觉醒的时期,这种以人和自然的关系为主线描述人类的历史,并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隶属于人与自然的关系,强调人与自然关系问题上的人类中心主义态度的危险性的观点,无疑为马尔库塞分析人类对自然的控制所产生的生态环境问题开辟了新的思考路径。
马尔库塞以科学技术为中介分析人类对自然界的控制所产生的生态环境灾难的思维路径,一方面说明了霍克海默和阿多诺启蒙辩证法思想对其产生了深刻影响,表征了法兰克福学派与生态学马克思主义之间存在着一定的源脉关系;另一方面,尽管马尔库塞剖析了技术的两重性,指出技术异化下的单向度人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