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档介绍：海运仓消逝的朝阳
对于北京海运仓胡同3号来说,2013年是个多少有点意味的年份。在病房楼上,现房主——北京中医药大学东直门医院挂着庆祝建院55周年的条幅。条幅背后,很少有人记得:民国时期这里的旧主人——“第一法律学府”朝阳大学,在今年已跨过百岁的门槛。
中国人民大学退休教授孙国华的家中,堆积着厚厚一叠朝阳校友通讯录,其中16年前出刊的朝阳校友会成立暨朝阳大学诞辰85周年纪念专辑,刊登了孙国华等人重游朝阳故地的照片。如今,在挂着“朝阳大学遗址”铭牌的医院第一临床医学院院部内是几座小小的平房,翻修过的瓦楞上荒草离离,早已看不出昔日痕迹。只有五院门前两棵伸向天空的榆树,依旧点缀着往日青郁。
由于深度参与政治,这座生平伴民国始终的法律学府,在短短30余年中经历了被时代裹挟的兴衰,像中国的许多著名大学一样,生命周期被猝然打断,只留下隐约的世纪回声。民国“宁馨儿”朝阳大学的成功,在于准确把握了自身定位:全力着眼于中国本土法律,与民国“六法全书”体系休戚连带,成为民国司法的代理人
朝阳大学落地于民国的摇篮之侧,却是清末宪政改革的副产品。它的直接推手,是辛亥前一年成立的中国法学会。
这个法学会集纳了晚清推动法治改良的一代精英:会长是修律大臣、“中国法治近代化第一人”沈家本,发起人是在京师法律学堂和修订法律馆任职的汪有龄、江庸和黄群等人。辛亥之后,法政学堂遍地涌突,朝阳大学应运而生。它虽为私立,出身不凡,最初选址在昔日最高文化机构
——翰林院,原拟名为“中国大学”。其后改以故清廷海运粮食仓库为校址,以初升之朝阳为名,可见其眼界抱负。
朝阳大学的卓然不群,在创办之初即已显现。虽然由于当时法政学堂塞车,民国政府为限制流弊,使得成立于1912年的朝阳大学在四年后才获得注册。但在1915年,朝阳大学就已经受到教育部视察人员的肯定,认为“管教认真,成绩大有可观”。正式注册第二年,就获得教育部特别奖状。以后更是连年获得司法部奖励。1929年,学校在海牙国际法学会议上获得“中国最优法学院”的荣誉。至1949年前,学校共培养法科毕业生5000余人,民国时期四分之一的法学毕业生出自朝阳,让其成为当然的第一法律学府。
生生灭灭的私立学院中,朝阳大学得以崛起,创办诸人的背景深厚,自是前提。进入民国之后,汪有龄曾担任司法部次长,江庸任司法部总长,黄群参与起草临时约法。长期担任学校董事长的居正,则是武昌起义的指挥者之一、南京临时国民政府内政部次长、南京国民政府司法院院长。在朝阳大学的校董中,尚有丁惟汾、王宠惠、孔祥熙、孙科、谢冠生、陈立夫、邹鲁等人。从这份名单可见,名为私立的朝阳大学,官方背景实际远远超过一般的公立法政学堂或大学的法律系。尤其是在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朝阳大学的人脉背景更为深厚。
动荡时局中,私立的朝阳大学亦难免遭遇政治播迁。1927年北伐之际,由于居正等多人与南方的国民政府联系紧密,牵连到朝阳大学。北洋政府教育部门勒令朝阳大学停办并入其他学校,江庸出任校长后借助其人脉周旋才得以保全。国民政府成立后,要求全国公私立大学依照《大学组织法》统一整顿,暗含推行党化教育之义。朝阳大学因为只有法律和经济系,更名为朝阳学院,不过被允许继续使用朝阳大学印信。这段时间的转折,堪称朝阳大学校史上的艰难时世。
1936年,国民政府贬抑人文学科、崇尚理工,要求全国法政学院缩减招生规模。朝阳大学得到教育部特许,可以放宽法科招生名额。在抗战的困顿中,朝阳大学还得到特别资助,政府多次将司法官初试报名费剩下的资金拨给朝阳大学办学。这使得朝阳大学如同西南联大一样,在抗战的危局中逆势而上,重现北洋政府时期独占法政学校鳌头的局面。
抗战前后,出于经费困难,众多著名的私立学院如复旦大学、南开大学等改为公立,一般学校求之不得,朝阳大学却一再拒绝。其时,学校校董陈立夫身兼教育部长和立法院副院长,孙科任立法院长,谢冠生任司法部长,足以说明其身份的特殊性。
仅有人脉背景,不足以成就一所著名的大学。根据学者研究,朝阳大学的成功,在于准确把握了自身定位:全力着眼于中国本土法律,与民国“六法全书”体系休戚连带,在教学和法律活动上严格遵循“六法”系统,成为民国司法的代理人。
朝阳大学的传统,是学生人手一册《六法全书》。起初教材是教师自行编著的讲义,每次上课前由学生本人到教务处领取,防止缺课。抗战吃紧的1944年,在朝阳大学新生部临时栖身的重庆歇马场,新生徐葵入学时,校舍异常简陋,已经没有讲义,学生唯一的教材就是自购的《六法全书》,教师的讲授亦是六法全书的阐发。凭着对这本书的熟络,毕业时徐葵考取了班上第二名。他回忆说,一些用功的同学,能够背诵《六法全书》。
对于“六法全书”体系的熟悉,使得朝阳学子在历年举行的司法官考试中,占有特别优势,几乎占到每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