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档介绍：晋东南地区二仙信仰
斑竹按:中国人民大学佛教与宗教学理论研究所温金玉教授近期考察晋东南地区宗教遗存36处。温教授在考察后指出,山西是中国佛教文化重镇。境内保存有大量佛教遗迹,晋东南地区(长治市、晋城市)尤甚。长治市元代以前木结构建筑单体数量162座,居全国同等城市之首。晋城市古建筑2368处,其中宋金时期木结构建筑45处,占全国同期遗存三分之一。然而,在以往的研究中,国内外学者将目光更多投射在以五台山、云冈石窟为中心的晋北佛教文化圈,而对有着大量宋元遗迹的晋东南佛教文化圈却问津者少,这恰恰将山西佛教文化的重中之重,占山西省佛教遗存半壁江山的晋东南佛教文化排除在外,由此使得对山西佛教的整体把握有所缺憾。这次考察,除对传统佛道寺观考察外,还对晋东南地区特有的民间信仰二仙崇拜进行考察。晋东南二仙信仰是值得关注的一个宗教现象,转发一文,以飨读者: 晋东南地区二仙文化的历史渊源及庙宇分布
《文物世界》张薇薇
一、二仙信仰流行考
晋东南地区的二仙属于地域性民间崇拜之神,仙传典籍未曾记载。该神起源于晋东南地区,主要发展于晋东南、晋南两地[1]。通过考察现存的碑刻及县志,可以大致了解二仙崇拜的发展概况。二仙即为“乐氏二女”,晋东南地区民众于晚唐时期开始信仰;北宋时期,统治者大力扶植信仰道教,历代皇帝都对道教有着特殊的嗜好与追求,这种嗜好与追求在北宋末期宋徽宗时发展到了十分奢靡的阶段,二仙信仰由此在晋东南地区迅速发展,并得到统治阶级的认同,被敕封为“冲惠”、“冲淑”二真人,庙号为“真泽”,在这一时期,二仙信仰发展到了顶峰,逐步形成一套比较完整的信仰体系,晋东南民众也在各地大量兴建庙宇行宫;元明清各代,由于统治阶级的摒弃,二仙信仰未能得到进一步的扩展,但在当地民众中信徒甚多,庙会盛行,一直持续到近代。
晋东南地区的二仙信仰具有浓郁地方文化特点。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二仙信仰得到了广泛的信众,这使得二仙信仰来源于地方,根植于地方并发展于地方。正是由于这种本土性及民众性,使得二仙信仰带有鲜明的功利色彩,主要以趋利邀福为主,从未产生过高深的理论。最终使这种崇拜局限发展于以晋东南为主的周边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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晋东南地区地处山西省东南部及黄土高原的东南部,由长治和晋城两个地级市组成。长治市地处晋、冀、豫三省交界处,群山环绕,地形复杂,海拔较高。东倚太行山,与河北、河南两省为邻,西屏太岳山,与临汾市接壤,南部与晋城市毗邻,北部与晋中市交界。全市地势由西北向东南缓缓倾斜(《长治市志》1995年)。晋城市地貌以山地丘陵为主。%,%,%。东部、西部和南部,群山连绵,山崇岭峻;北部和中部,丘陵起伏,盆地相间。%。全市平面轮廓略呈卵形。东部及东南部为太行山脉,西南是王屋山,西北部是太岳山的南延部分(《晋城市志》1999年)。晋东南地区古称
“上党”,取“其所最高,与天为党”之意,其特殊之处就在于它处在中原地区的一个最高点上,清代顺治《潞安府志》卷二《星野》记载:“居太行之巅,据天下之脊。自河内观之,则山高万仞;自朝歌望之,则如黑云在半天。即太原、河东亦环趾而出于山之外也。乃其势东南绝险,一夫当关,万军难越;西并绝要,我去则易,彼来则难,夫非最胜之地哉!”
正是由于这种高寒山区的地形地貌形态,使得其境内的地表水难以储存,地下水又埋藏很深,因此地上和地下的水资源难以得到充分利用。正所谓“地处高燥,河涨而易涸,井深而难凿”,“掘地三千尺犹不及泉”(清·道光《壶关县志》)。另外,地势的原因又导致晋东南地区很难发展灌溉工程。对于一个以农耕文明为主的地区,“向天祈雨”便成了唯一的出路。雨水灌溉也成为晋东南地区农业的主要灌溉方式,所以,“水信仰”成为晋东南地区神灵信仰的主导形式。
在晋东南地区,除二仙信仰外,还盛行多种神灵信仰,如城隍、关帝、崔府君等等。在中华史前神话传说中,上党神话以其源流之原始、密度之集中、内容之详备,占据着举足轻重的重要地位[2]。上党大地之所以孕育众多的神话传说与其地理自然环境是分不开的。一方面,这种相对封闭的地理环境,是最佳的文明孵化场,文明的发生、培育必须在稳定的环境中进行。关于这一点,中国近代地理学与气候学的奠基者竺可桢先生,在20 世纪30 年代发表了一篇题为《气候与人生及其他生物之关系》[3]的文章,文中指出,“在文化酝酿时期,若有邻近野蛮民族侵入,则一线希望即被熄灭。所以世界古代文化的摇篮统在和邻国隔绝的地方。”另一方面,“祈雨”的要求也使得该地区的神灵信仰体系尤为发达。晋东南相对稳定的地理环境和多神话系统的社会环境为二仙信仰的产生和发展提供了重要的支持和保障。反之,这种环境也是二仙信仰最终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