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档介绍：王安忆文学创作漫谈之二
——现当代文学专题辅导之六
一、王安忆创作的三个阶段及特点
第一阶段(80年代初——80年代中期):
作品: 雯雯系列 带有王安忆诸多个人的经验、感受叙述方式上:自我抒发《小鲍庄》 有意把握民族文化、自身文化处境, 是本期创作的转折
第二阶段( 80年代中——80年代末):
作品: 《小鲍庄》 从雯雯系列的情绪饱满进入冷静的《大刘庄》 反思和理性审视。(寻根) 《三恋》 性别意识的张扬
第三阶段(80年代末——90年代)
作品: 《叔叔的故事》《叔叔的故事》标志着王《纪实与虚构》安忆叙事策略的转变,她》《长恨歌》的叙事实验把个人与历史, 文化与社会,物质与精神引向关于精神的思考。
二、王安忆小说创作的两大题材
1、关于对现代都市的文化性格的追问和探索: 《纪实与虚构》、《长恨歌》等
2、对现代男女情感关系的描述与剖析。《三恋》、《岗上的世纪》等
三、都市文化的模本
《纪实与虚构》:
王安忆从个人经验入手来书写自身与这个城市的关系。城市的空间形式成为王安忆叙述文本的空间。她作为“同志”的后代在“同志”们扭着秧歌打着腰鼓的胜利气氛中进入上海,可是,她发现再这所大城市里她只是个“外来户”。她在上海这城市真正成了一个在精神上疏离的居住者,没有历史的居住者也无法确立在现实中的地位。王安忆对上海这个城市的追忆与书写带有某种象征意味,她追忆自我的开始,也就是追忆个人与城市的关联性。在追忆中,上海带着她所有的符号和意义进入王安忆的生命体验中,从而建立了一所大城和一个女人之间的深刻关系。城市空间形式成为王安忆叙述文本的空间形式,而上海这个城市被尘封的神秘又给了王安忆历史的冲动和可能。于是,纵和横两个空间打破了王安忆文本中的封闭空间,时间在这两个空间之中自由穿行,或者说王安忆用时间追忆把这两个空间联通起来。
“很久以来,我们在上海这城市里,都像是个外来户。我们没有亲眷,在春节这样以亲眷团聚为主的假日里,我们只能到一些‘同志’的家中去串门。我们家的小孩子和这些‘同志’家的小孩子在一起玩,我们使用的语言不是上海话,而是一种南腔北调的普通话。这样的语言使我们在各自的学校和里弄里变得很孤独,就象是乡巴佬似的。”
“在有了记忆之后,上海就以其最高尚和最繁华的街道的面目出现在孩子我的眼睛里。这条街道以那场最具关键性的战役为名。这场战役决定了我们的政权挺进中原,又渡长江,从野到朝。一个同志和他的后代居住在这条街道上,是具有历史性意义的。”
“她觉得走在老城隍庙附近的人,面目都带有沧桑的感觉,可是谁会对她说呢?谁认识她呢?外来户的感觉又一次生上心头。孩子她其实特别愿意和人交朋友,却很少机会,白天人们都不在家,夜晚敲人家的门很不礼貌,街上的人都是过客,行色匆匆。她语言已经掌握得很好,将这种不上书面的语言说得滚瓜烂熟,可是这丝毫没有减轻她的孤寂。”
“前面已经说过,这个城市里的孩子都具有逻辑头脑,推论对他们不在话下。再后来,她又发现,其实她只要透彻了这纵横里面的关系,这是一个大故事。这纵和横的关系,正是一部巨著的结构。现在,一部巨著的结构已经有了,别的就都好说啦!”
“文化大革命创造了一个充满奇遇的社会,它消除了社会一贯的逻辑性组织结构,偶然事故层出不穷,并且具有决定命运的功用。那个社会漫无秩序,随心所欲。我们这些孩子打散与弄乱以往严格的编组,我们乱七八糟地成了一堆无组织无纪律的散兵游勇。我们今天这几个一群,明天那几个一伙。毛主席有一句话非常符合我们当时情况,那就是:‘我们来自五湖四海。’‘五湖四海’这个概念相当复杂,它不仅包含地域,还含有思想、阶级的领域意义。”
“窗户似乎是潜伏在我心中的一个情结,我讲叙关于窗户的故事至少有三个。现在看来,这里边好像有一种暗示。它首先暗示我是处在一个封闭的空间,犹如房间那样的,这是一个孤独的处境,一人面对四壁。其次它暗示这空间与外界有一个联系,这联系是局部的,带有观望性质,而不是那种自由的可走出走进的联系,所以它决不以门的形式出现,而以窗的形式。”
“我出生在南京一个叫做马标的地方,那是清代的一个养马场,后来作了我们解放军的大军区所在地。我的父母跟随大军打过长江,解放了上海。他们在上海的街头演出大型歌剧《白毛女》,演奏以陕北米脂秧歌为素材的‘春节序曲’,使这个十里洋场充满了延安的空气。据说当时我父亲是《白毛女》的导演,我母亲则扮演其中的配角张二婶,这就促成了他们的恋爱关系。”
“我以交叉的形式轮番叙述这两个虚构世界。我虚构我家族的历史,将此视作我的纵向关系,这是一种生命性质的关系,是一个浩瀚的工程。我骤然间来到跃马横戈的古代漠北,英雄气十足。为使血缘传递至我,我小心翼翼又大胆妄为地越朝越代,九死而一生。我还虚构我的社会,将此视作我的横向关系,这则是一种人生性质的关系,也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