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档介绍：读《世界文明史》产生的几点思考和涟漪 
    五一期间选读了威尔·杜兰的著作《世界文明史》的部分章节,我不禁由衷地钦佩杜兰博士的对工作细致的精神与对历史的严谨态度。觉得该书文字通顺流畅、言简意赅;内容明晓流畅、栩栩如生,资料翔实、细致;评价客观;读起来觉得通俗易懂,毫无疲倦之感,真不愧为史学界的一大力作。 
 
    我拜读了这部著作“东方的遗产”、“凯撒与基督”、“卢梭与大革命”这些篇章的部分内容,这弥补了我在历史上的许多不足,实在使我感触良多,几乎读过每一章都有许多感想,激发起思维上的涟漪,无奈时间有限,加上自身认识和手头其他相关资料有限,我也不敢在老师面前造次,于是十分功利地选了关于对“中国与远东”中部分章节的读后感作为此次作业。  
哲学家的时代 
(一)关于诸子百家的缘起  
威尔·杜兰评价东周时期的社会动乱时说到“在四分五裂,异常混乱的情形下,中国的精神生活表现出了蓬勃的活力,困扰了历史家的通则。因为在这失秩的时代里,树立了中国语言、文学及艺术等的基础;建立了新生活,即经济组织和规定而获致新的安定;以及产生了新文化,这种文化尚未将传统的暴虐与帝国政府溶解于一炉,但却为中国精神史中最富创造性的时期的社会架构。”([美]威尔·杜兰,《世界文明史》,第一卷:《东方的遗产》,P453, 东方出版社,1998年)在威尔
·杜兰博士看来春秋战国时无疑是中国社会的一次大动乱,然而恰恰正是这个动乱的社会成就了中国文化的基础,是中国古代精神文明发展的一座难以逾越的高峰,这似乎有违历史通则。这不禁让我对其产生了些许思考。 
 
春秋战国时期的分裂造成了中国文化的多元性,诸子百家的兴起无疑是社会文化多元性的表象。然而缘何东周时期的社会动荡会成就中国古代社会文化发展的最高峰呢?最早对“诸子百家”的缘起作出解释的是西汉史学家和文化大家刘向,后来经其子刘歆的继承与发展逐步形成了一套完整的理论体系,主要是说:在周朝“礼崩乐坏”之前,吏与师不分。换句话说,政府各个部门的官员便负责把有关这一部分的知识传下去。这些官吏和贵族诸侯一样是世袭的。按照这个理论,当后来周朝皇室失去权力时,官吏们也失去了原来的优裕地位,而散落民间,他们便以私人身份招收学生,传授他们知识。这时,他们已经不是“官”,而成为“师”。就在教师与官吏分化的过程中,兴起了诸子百家。(冯友兰,《中国哲学简史》,P28,新世界出版社,2004年),刘歆甚至将各家具体出自于何种官吏都作了细致的划分,诸如:道家出自于史官,法家出于理官,墨家出于清庙之守等等。刘歆关于各家来源的解释和分类虽然有许多任意牵强之处,但是他在归类的过程中充分观察了政治和社会环境,其所运用的思维方式却是十分先进的,故我们不妨把刘歆的理论加以修正:周朝时周王室——诸侯——庶民构成了其社会权力结构层次,而只有特权阶级即周王室和诸侯才享有受教育的机会,正是这样他们才能成为当时社会文化的主导,就是说他们当然地负起了引导社会知识文化发展的责任。然而当周王室衰微,
“礼崩乐坏”时,社会制度发生了重大的转变,这预示着固有的政治权利结构发生重大的破坏,在这个过程中一部分诸侯由于战争或其他原因失去了土地和封号,降为庶民阶层;另一方面,也有庶民由于其某些专长或其他原因上升成为官吏,融入特权阶层,社会学上将其称之为社会结构性流动。(易益典主编,《社会学教程》,P301,
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 各诸侯国为了强化其国力所实行的政治改革更加速了社会结构性流动的过程(事实上各国的政治改革都含有与“打破贵族世袭垄断政治权力”相类似的举措。著名的商鞅变法就是很好的例子),随之而来的是各种知识的官方代表散落民间,包括贵族和原本以一技之长服侍君王诸侯从而获得世袭官职的官吏,这就是孔子在《论语》中所说的:“礼失求诸野”。他们通过专门的知识或技能开馆收徒,以维持生计,并游历诸国以期达到其政治主张。他们不同的专长或者思想见解经过繁衍和发展逐步成为各种不同派别。也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诸子百家”。  
西周的分封制造成的分裂局面和小农经济“自己自足”的特性造成文化交流的割裂为文化多样性和复杂性的产生提供了社会环境。  
尽管自秦代到清代的两千多年间我国社会始终没有摆脱“分久必合,合久必分”历史周期律,然而却未曾发生过诸如东周时期的社会结构变动,其朝代的更替不外乎洛克总结出的:
“革命的目的是推翻暴君,然而为了达成这个目的往往要在革命的队伍中不加限制地树立一个新权威,这使得革命常常陷入推翻了旧暴君而产生了新暴君的循环往复过程中”的规律范畴。每一次分裂到整合从来未曾发生社会结构性变动,也就是说中国在社会制度变迁的过程上原地踏步了两千年。可以说这与后来中国在大一统的环境下确立并强化的政治体制、文化结构单一体制有极大关系,统治阶层的一元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