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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仲舒思想的再诠释
儒家伦理政治思想的历史进程在先秦可以说告一段落。但其思想的逻辑至汉时才算了结。迄于
荀子,伦理政治的理论建构已显现出大致的系统化性质:前由孟于子完成了政治伦理化的建构,后
由荀子完成了伦理政治化的致思。而且,二者在超验与经验,在崇高与效用的理论风格上,适成互
补。但是,对伦理王国的构造来讲,两人执伦理或政治之一端,尚无法予伦理政治以充分的理论完
整性和实际有用性。孟子以心性容纳政治,荀子以政治摄伦理,但降低了心性关注。因此,以伦理
与政治的同构(isomornhism)(见A布洛克等编:《现代思潮辞典》,第302页)而言,尚无法达
到伦理与政治的完全互释或双向涵摄。故,伦理政治的理论建构任务尚未完成。从一个社会政治理
论构设的预期性上讲,所谓完成其理论任务,起码要满足两个条件:一是理论架构的完整性,二是
透入政治生活的可行性。以前者言,伦理与理论的同构,尚待完成;以后者言,它有效地影响现实
政治生活的方式途径,尚待摸索。因而,伦理政治理论在荀子之后,还有进一步整合的必要。尤其
是考虑到荀子后学实际运用其学说,而变异为专制帮凶的史实,怎么以伦理政治去周全限定政治操
作,而不使伦理发生异化,就成为伦理政治建构的最大问题。解决这一问题的可设想途径,不外有
二:一是将伦理与政治的同构,提升而纳入一个更具威慑性和相融性的系统中;二是在政治吞并伦
理走向暴政的历史教训启发下,再反弹回以伦代政的孟子进路。显然,后者已难走通。唯有前者
,可以期望进一步完善理论,加强效用。董仲舒正是从这一视角切入,而成功地将伦理与政治融摄
进天的系统之中,完成了伦理与政治的同构同化任务;同时又以其对历史的高度关注、对政治影响
方式的抉择,将伦理政治理论引入一个实际运作的新境地,尽管政治家实际运用中悬搁了它的基本
原则,但毕竟改变了它的悬空及完全变形的两种悲剧命运。
从更宽泛的背景上看,董氏之所以能够成功地为早期儒家伦理政治理论建构打上休上符,是因
为他得到了政治史和思想史的双重启发。在前者,由于~种双重机缘,使董氏可以明察其时代的政
治走向。一重机缘是,西汉已成功地建构起统一的中央集权国家,因而他可以免孔、孟、荀亟于设
计一套治乱方案的紧张,而安心设计更有利于国家治理的方案;另一重机缘是,汉开国以来,对秦
政的反思,使统治者本身觉察到了社会“更化”的必要性。汉初黄老无为思想获得政治支配权,带
来了一时的政治稳定,但汉皇室统治者敏锐发现,战争创伤后一段时间的“与民休息”政策的政治
功用不可能持久,“无为”且容易助长政治分裂。因而到武帝,才有举贤良对策的举措。但这一举
措,对早期儒家的伦理政治建构,却具有不可小觑的意义。二者改变了先秦儒家凄凄惶惶奔走各国
兜售伦理政治的窘迫,变而为皇室在一种利用伦理政治理论透入政治实践的氛围中,礼待儒家言述
;二者开启了汉代以后儒家作为国策派的大门,使其有机会以自己的论说影响政治操作。在后者
,也由于一种双重机缘,使董氏可以建构以系统性见氏的伦理政治理论架构。一重机缘是,与政治
紧密相联的汉初思想家,已创造厂一种以批判秦政完全将政治操作化,而祈求予政治以长治久安的
安排。另一重机缘是,董氏对汉以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