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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店儒简对中国文学史研究的启示
自荆门郭店楚简出土、出版问世以来,各种研究性的文章层出不穷,人们从考古学、简牍学、
文字学、文献学、校堪学、史学、民俗学、人类学、哲学、思想史、文化史等各个方面进行了深入
的阐发,唯独从文学史的角度进行思考的研究几乎没有。实际上,郭店楚简在文学史上也同样提出
了令人深思的问题,给我们的启示是深刻的。
郭店战国楚墓下葬于公元前320年,文献的书写应当早于这个时间。根据《先秦诸子系年》,我
们已经确知,孔子的生卒年是公元前551-479年;子思子是公元前483-402年;孟子是公元前390-
305年。因此,这一批竹简(其中的儒家文献包括《缁衣》、《鲁穆公问子思》、《穷达以时》、
《五行》、《唐虞之道》、《忠信之道》、《成之闻之》、《尊德义》、《性自命出》、《语丛》
一、二、三等十二篇)介于子思子与孟子之间。目前,学术界已经基本上接受了这批竹简属于先秦
儒家思孟学派的论断。笔者是同意这种说法的。因此,拙文就是把郭店楚简定位在这个历史时期和
思想背景之中来立论的。
郭店儒简的各个篇章都具有深厚的儒家文献背景。这种背景是由《周易》、《尚书》、《诗经
》、《论语》、《春秋》、《礼》等共同组成的,对此,我们一打开《郭店楚墓竹简》的文本就一
目了然了。也就是说,这一批文献不论在思想上、还是在艺术表达的手法上,都继承了儒家的真传
。杜维明先生说:“儒家既不是一种哲学又不是一种宗教,正因为儒家既是哲学又是宗教。”(杜
维明:《一阳来复》,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135页。)这是我们认识先秦儒家散文文学价
值的肯綮。由于儒家哲学既是哲学又是宗教,因此先秦儒家散文,在哲理的阐扬、论证之中,浸透
着宗教性的直觉与感悟;在冷峻的叙述、辨析之中洋溢着情感的波涛。这与先秦墨家、法家的散文
大不相同。我们从郭店楚简《性自命出》一文的开头就可以明显地感觉到这种特殊性:
“凡人虽有性”与“心无定志”之间并没有“性”、“心”、“志”的明确界定,三者的关系
是什么,似乎完全有赖于读者自己去体味。“待物而后作,待悦而后行,待习而后定”明显是承
“心志”而来的一组句子,虽然思路清楚,但是并无起码的论证,一掠而过,仿佛大家早就清楚了
。紧接着笔锋突然一转:“喜怒哀悲之气,性也。及其见于外,则物取之也”,又跳回到第一句上
,但是,“喜怒哀悲”为什么是“气”,它们与上下左右的关系是怎样的,这种“气”与“性”是
什么关系,为什么二者具有同一性,这种“气(性)”是怎么“见于外”而“物取之”的,等等
,都没有交待。然后,“性自命出,命自天降”的命题在没有任何铺垫的前提下,突兀而出。与前
后的句子都没有逻辑上的联系,像警句格言一样,不证自明,独立无依。而且,文章的行文在没有
任何论证的前提下,很快转到新的命题里面去了:“道始于情,情生于性。始者近情,终者近义。
”
笔者以为,《性自命出》的作者与郭店楚简儒家文献的其他作者一样,在写作这些句子的时候
,有一个阅读心理上的预设:读者完全可以通过自己立足于现实的道德践履,把文章置放到先哲与
现实的思想背景之中,体味出这些警句格言式文本的微言大意,出神入化,把它们内化为自己身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