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档介绍：关汉卿与马致远杂剧之比较
何悦玲
在数量众多的元杂剧作家中,关汉卿与马致远无疑都属大家之列。关于二人杂剧创作的比较,因审美主体不同,历来大致存在两种不同的见解。或把马致远杂剧尊为元曲之冠,如明代朱权说:“马东篱之词,如朝阳鸣凤。其词典雅清丽,可与《灵光》、《景福》而相颉颃。有振鬣长鸣,万马皆喑之意。又若神凤飞鸣于九宵,岂可与凡鸟共语哉?宜列群英之上。”或把关汉卿杂剧推上元曲的第一把交椅,如王国维曾断言:“关汉卿一空依傍,自铸伟词,而其言曲尽人情,字字本色,故当为元人第一。”对于这两种不同的见解,笔者以为应立足于戏剧是适应勾栏瓦肆演出需要的一种自娱娱人的特殊表演形式,结合当时的社会显示和两人不同的生活经历与价值观念,以他们全部的杂剧创作为底本,进行深入地分析与比较,方能获得较为深切的理解。
元代是我国历史上第一个由少数民族统治的极为黑暗的时代。在蒙古族不断南进吞噬中原的过程中,推行极其残酷的民族清洗政策,所到之处,烧杀掳掠,给中原人民带来了沉重的灾难。政治上,一方面,蒙古族是一个游牧民族,因缺少长期吏治文化的积累而不懂得如何治天下;一方面,蒙古统治者任人唯亲,据《元史》卷六《世祖本纪》载:“至元二年二月(1265)甲子以蒙古人充各路达噜噶齐,汉人充总管,回回人充同知,永为定制。”用不了解吏治之道蒙古人或色目人充当各地郡邑的正官,使得贪官污吏滋生,广大人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如果说,以上政治、经济方面的劫难背离了中国知识分子长期以来所崇尚的社会秩序,那么,对历来有着“学成文武艺,货于帝王家”情结的中国知识分子来说,仕途的被阻隔更是致命的打击。因入主中原以前以游牧生活为主,元蒙统治者对知识分子极为轻视。他们不仅在元初的80年中,停止了科举,断绝了知识分子在政治上的出路,而且还把知识分子列为下九等,即所谓的“八娼九儒十丐”,从而使知识分子处于民族压迫的最底层,在生理上与精神上都饱受摧残。即使到了延佑三年,科举复兴,知识分子仕进的机会终于来了,但科场的不平与黑暗还是将大部分知识分子拒于仕途之外。元代国学试贡授官的品级,规定蒙古六品,色目从六品,汉人从七品。考试的方法据《元史》卷八十一《选举志》规定:“试蒙古生之法宜从宽,色目生宜稍加密,汉人生则全。”在这个黑暗的文人地位极其低下的时代里,为了谋生的需要,关汉卿与马致远像其他许多书会才人一样,在不得已的情况下与民间艺人结盟,加入到勾栏瓦肆的杂剧创作活动中。尽管如此,关汉卿与马致远的生活态度及由此而形成的价值观念是截然不同的。关汉卿生性豁达,他调整自己的心态,放下知识分子的清高,转而以积极入世的乐观态度从事创作和生活。他的散曲〔南吕·一枝花〕《不伏老》套数自称“我是个蒸不烂、煮不熟、捶不扁、炒不爆、响当当一粒铜豌豆,”宣称“则除是阎王亲自唤,神鬼自来勾,三魂归地府,七魄丧冥幽,天那,那期间才不向烟花路儿上走。”与这种思想观念相一致,在创作之余,关汉卿“躬践排场,面敷粉墨,以为我家生活,偶倡优而不辞”,他既是作家又是演员,在不断的创作与演出实践中,广泛地接触了社会生活,从而形成了乐观向上的生活态度和市民剧作家的入世情怀。与关汉卿这种积极入世的生活态度相比,马致远则经历了一个由积极入世到消极隐世的转变。青年时的马致远满怀抱负,热衷于功名。他的散曲〔黄钟·女冠子〕《枉了闲愁》中写的“且念鲰生自年幼,写诗曾献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