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档介绍：读中译本《西域考古图记》书后斯坦因(SirAurelStein)最重要的著作之一《西域考古图记》(Serindia)的中译本(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终于问世了,欣庆之余,要向翻译者致敬。我总记得自己在北大图书馆善本室读原着时的种种辛苦,这种辛苦已经阻碍了我的求知之心。按照翻译者的宏伟计划,斯坦因的另几部名著也将译出;不仅如此,其它几部近代西域学的奠基著作,如勒柯克()、格伦威德尔()、伯希和()等的著作,作为《海外遗珍国外西域考古经典著作译丛》的首选书目,也会陆续翻译出版。这些名人及其名著,常常在我国的研究文章中出现,但我怀疑大多数研究者是否真地有机会或有耐心披读原书。这份书单令人振奋的另一个原因,是我看到了学术界和出版界已经有勇气面对严肃而棘手的问题。从向觉明先生那一代学者开始,翻译大部头的西域学名著的计划早已酝酿,可结果只出版了《斯坦因西域考古记》(OnAncientCentral-AsianTracks)之类的概述性游记译本。近五年来,出版西域探险书已蔚成风气,斯文?赫定(SvenHedin)等人的著名自传性探险书已尽数译出,其中包括斯坦因的《沙埋和田废墟记》(Sand-buriedRuinsofKhotan)。这些译本与当今一批热衷追随赫定后尘的中国探险者、一批偶尔前往新疆等地走马观花的中国学者们新的“探险”、“游记”混杂一起,充斥于书肆长架上,虽然壮观,却让人对中国学者的品味及出版界的眼光发生疑惑—重复这一层次的“探险”,就相当于一次次地冲上沙漠边缘那些连绵起伏的红柳包,而故意不去理睬身后那高耸天外的昆仑山。在这种意义上,《西域考古图记》以及后续的《海外遗珍》诸书的翻译出版,是对荣誉的捍卫。谈论近代中亚探险,被提得最多的名字便是斯文·赫定和斯坦因。从一般意义上看,斯文·赫定比斯坦因更具有魅力,他的探险游记更优美可读,他与中国政府及学术界的联系更紧密,他在中国西北土地上留下了更多的足迹和更多的岁月,更重要的是,赫定的大多数探险,并不以“找宝”为目的。赫定继承了地理大发现时代那些伟人的气质和品格。在“探险”意义上,就连来自日本的那个无知而勇敢的年轻僧人橘瑞超,也比斯坦因更多地挑战了人类在沙漠和高山环境下的极限。然而斯坦因却是唯一的和不可替代的。他把乱糟糟的寻宝变成了对古代中亚世界的复原,他充实、丰富并激活了“丝绸之路(SilkRoad)”这一近代概念,他建立了地理调查与考古发掘并重的西域学规范,他使湮没千年的各个民族、各种文字再次扮演了东西文明交流的角色。斯坦因把中亚探险的瓦砾沙石,变成了认识人类文明历程的黄金美玉。可是,斯坦因又是一个盗宝人。他最先赋予敦煌藏经洞里的写本卷子以近代学术研究的价值和意义,但他也是第一个把大量敦煌卷子盗出中国的“贼”。他在“中国学术之伤心史”(陈寅恪语)上,划出了第一道伤口(《西域考古图记》最重要的部分就是第二卷,即关于斯坦因在敦煌的活动)。随后的伯希和、勒柯克、大谷光瑞等等,这些在敦煌、吐鲁番和塔里木地区肆意盗宝的列位名人,都可算是步了斯坦因的后尘。斯坦因在西方学术界所获声誉的高低,与他从中国盗运至印度和英国的文物的多少,有着正比例的关系。长期以来,这个事实让我们在面对斯坦因的学术成就时不免尴尬,因为我们****惯于给人一个总体的和彻底的评价,就如班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