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档介绍：《论语》综述《论语》,从字面意思上说就是语言的论纂,用现代汉语说,就是语录,是孔子弟子及其后学对孔子言行的追记,也有一些是对孔子弟子言行的记录。这样一本言行录,篇幅也不大,不过二十篇,一万一千余字,却在中国历史上产生过极为深远的影响.《论语》的出现标志着中国私人著书的开始。在先秦时期,作为一个显要学派的创始人的言行录,它有着相当广泛的读者。秦始皇焚书坑儒,《论语》也在禁焚之列。但入汉以后,儒学及其典籍却获得统治者的青睐,特别是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后,《论语》列入学官,被视为“五经之管辖,六艺之喉衿”,(赵歧《孟子题辞》),地位日益尊显,元延佑年间,以《四书》开科取士,《论语》文句更是“自学子束发诵读,至于天下推施奉行”(康有为《论语注》),成为悬诸日月而不刊的金科玉律。这种状况直到五四新文化运动后,才有所改变。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猛力抨击孔子和儒学。陈独秀认为儒家思想与民主和科学是格格不入的,“儒者三纲之说”实际上是一种“奴隶道德”。胡适、鲁迅、吴虞等人也猛力抨击儒家的孝道、贞节观念,提出要“打倒孔家店”,“正因为二千年吃人的封建礼教法制都挂着孔丘的招牌,故这块孔丘的招牌——无论是老店,是冒牌——不能不拿下,槌碎,烧去,”(胡适《吴虞文录序》),其实,封建统治者的尊孔自有它的用心,新文化运动的反孔,也有其特定的历史环境,是一种历史的选择。那么,作为新世纪的读者,我们又应该怎样看待《论语》呢?首先,我们应该把《论语》看作是资料,是研究孔子及儒家思想最可靠的,第一手资料。《论语》一书有孔子弟子的笔墨,也有其再传弟子的笔墨,这些作者的时代,相去不止三五十年。但据学者认定,《论语》的编定可能在战国初已完成,定州汉简本《论语》的出土也向世人证明了约在公元前55年,《论语》一书已完全定型。中国古迹往往真伪混杂,在流传过程中羼入许多后人的东西,不能作为信史。而《论语》早在汉代就已获得了超乎众学的地位,成为意识形态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任何对《论语》的增删篡改都是非法的,这就大大增强了《论语》所存资料的可信度。无论是儒家学说还是孔子本人,由于统治意识的介入,早已笼罩上层层迷雾,胡适所谓“冒牌”即指后人有意无意的曲解,读了《论语》,我们就可以从头脑里抛开被封建统治者神圣化的,高不可及的“先圣”,也抛开在外来文明冲击下被打倒在地,背负一身罪状的“孔老二”,用我们自己的眼睛去发现孔子,理解孔子。其次,我们应该认识到《论语》对中国历史的影响,是无论如何估计不过分的。它的思想内容,思维方式,价值取向都早已融入了我们民族的血液,沉潜在我们的生命中,熔铸成我们民族的个性。《论语》一书集中阐述了儒家思想的核心内涵——仁。《论语》中的“仁”凡一百零九见,它是一切理论的中心,所有关于“礼”“乐”的规范,都不过是手段,是为实现“仁”这一道德的最后完善而服务的。不过,这样一个一以贯之的重要理念,孔子却从未给它一个很明确的定义,它只是很宽泛地体现在孔子提倡的为人处事,为政治国的具体原则中的。说到为人处世,孔子提倡的是自爱和爱人。孔子对天命持谨慎态度,他更相信自己的力量。他认为人“性相近****相远也”(《阳货》)一切要看个人后天的努力。他鼓励青年人要奋发向上,“后生可畏”;在人际交往中,孔子强调的是忠和恕。“忠”就是以忠实诚信的态度待人,以恪尽职守的态度待事;“恕”就是要推己及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君子***之美,不***之恶”。从忠恕的原则出发,孔子最讨厌人“巧言令色”,讨厌人刻意去掩饰自己的错误或真实想法。人不怕犯错误,只要勇于改正就好。孔子常坦言自己这方面或那方面不如自己的弟子,言行不当的时候,一经别人指出,他会立即道歉并改正。他的弟子子贡曾感慨过:“君子之过也,如日月之食焉,过也,人皆见之;更也,人皆仰之。”(《子张》)所有这些,如今已成为多数人立身处世的准则。说到为政治国,孔子重视民生疾苦,呼唤仁政,希望统治者以仁义之心待民,要勤政、节用、有信、不烦政扰民。他尖锐的指出“苛政猛于虎”,鲁国遭遇灾害,国库空虚,鲁哀公问孔子该怎么办,孔子说可以减税。哀公不解,孔子说:“百姓足,君熟与不足?百姓不足,君熟与足?”(《颜渊》,说明国家要藏富于民,而不是盈其仓库)他还要求最高统治者在选拔任用官吏时,一定要慎重,不仅要“听其言”,还要“观其行”。强调无论什么法律法规,统治者都要首先以身作则,“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行”。抛开具体的政治措施,这些施政原则,时值今日不是仍为人们所奉行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