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档介绍：马克思-给父亲的信
给父亲的信
1837年11月10—11日于柏林
(这一年,马克思19岁)
亲爱的父亲:
生活中往往会有这样的时机,它好象是表示过去一段时期结束的界标,但同时又明确地指出生活的新方向。
在这样的转变时机,我们感到必须用思想的锐利目光去观察今昔,以便认清自己的实际状况。而世界历史本身也喜欢把视线投向过去,并回顾自己,这往往使它显得是在倒退和停滞;其实它只是好象坐在安乐椅上深思,想了解自己,从精神上了解自己的活动——精神活动。
个人在这样的时机是富于抒情的,因为每一变化,既是绝笔,又是新的伟大诗篇——它力图使辉煌的、仍然融合在一起的色彩具有持久的形式——的序曲。但是我们还是要给一度经历过的东西建立起纪念碑,使这些东西在我们的感情上重新获得它在行动上已失去的地位。不过对于我们经历过的东西来说,哪里有比父母的心这个最仁慈的法官、这个最体贴的至友、这个爱的太阳——它以自己的火焰来温暖我们愿望的最隐秘的中心——更为神圣的珍藏之所!而那些应受责备的坏东西,如果不是作为本质上必然的状态的表现暴露出来,又如何能够得到很好矫正和宽恕呢?至少那种经常倒霉的意外事件和精神迷惘,又如何能够不被责备为心灵的缺陷呢?
所以,当我在这里度过的一年行将结束,回顾一下其间所经历的各种情况,以便回答你,我亲爱的父亲,从埃姆斯寄来的那封极其亲切的信[注:见本卷第866—868页。——编者注]的时候,请允许我象考察整个生活那样来观察我的情况,也就是把它作为在科学、艺术、个人生活方面全面地展示出来的精神活动的表现来观察。
当我离开了你们的时候,在我面前展现了一个新的世界,一个爱的——,而且起初是热烈追求的、没有希望的爱的世界。甚至到柏林去旅行我也是淡漠的,要是在别的时候,那会使我异常高兴,会激发我去观察自然,还会燃烧起我对生活的渴望。这次旅行甚至使我十分难受,因为我看到的岩石并不比我的感情更倔强、更骄傲,广大的城市并不比我的血液更有生气,旅馆的饭食并不比我所抱的一连串幻想更丰富、更经得消化,最后,艺术也不如燕妮[注:燕妮?冯?威斯特华伦。——编者注]那样美。
到了柏林以后,我断绝了从前的一切交往,有时去看人也是勉强的,只想专心致志于科学和艺术。
对我当时的心情来说,抒情诗必然成为首要的题材,至少也是最愉快最合意的题材。然而它是纯理想主义的;其原因在于我的情况和我从前的整个发展
。我的天国、我的艺术同我的爱情一样都变成了某种非常遥远的彼岸的东西。一切现实的东西都模糊了,而一切正在模糊的东西都失去了轮廓。对当代的责难、捉摸不定的模糊的感情、缺乏自然性、全凭空想编造、现有的东西和应有的东西之间完全对立、修辞学上的考虑代替了富于诗意的思想,不过也许还有某种热烈的感情和对蓬勃朝气的追求,——这就是我赠给燕妮的头三册诗的内容的特点。无边无际的、广泛的渴求在这里以各种不同形式表现出来,使诗作不够紧凑,显得松散。
但是写诗可以而且应该仅仅是附带的事情,因为我应该研究法学,而且首先渴望专攻哲学。这两门学科紧密地交织在一起,所以一方面,我读了——不加任何批判地,只是按学生的方式——海奈克齐乌斯和蒂博的著作[3]以及各种文献(例如,我把罗马法全书[4]头两卷译成德文),另一方面,我试图使某种法哲学体系贯穿整个法的领域。我在前面叙述了若干形而上学的原理作为导言,并且把这部倒霉的作品写到了公法部分,约有三百印张。[5]
这里首先出现的严重障碍正是现实的东西和应有的东西之间的对立,这种对立是唯心主义所固有的;它又成了拙劣的、错误的划分的根源。开头我搞的是我慨然称为法的形而上学的东西,也就是脱离了任何实际的法和法的任何实际形式的原则、思维、定义,这一切都是按费希特[6]的那一套,只不过我的东西比他的更现代化,内容更空洞而已。在这种情况下,数学独断论的不科学的形式从一开始就成了认识真理的障碍,在这种形式下,主体围绕着事物转,这样那样议论,可是事物本身并没有形成一种多方面展开的生动的东西。三角形使数学家有可能作图和论证;但它仍然不过是空间的一个概念,并没有发展成任何更高的形式;需要把它同其他某种事物对比,这时它才有了新的位置,而对同一对象采取的不同位置,就给三角形创造了各种不同的关系和真理。在生动的思想世界的具体表现方面,例如,在法、国家、自然界、全部哲学方面,情况就完全不同:在这里,我们必须从对象的发展上细心研究对象本身,决不应任意分割它们;事物本身的理性在这里应当作为一种自身矛盾的东西展开,并且在自身求得自己的统一。
第二部分是法哲学,按照我当时的观点,就是研究成文罗马法中的思想发展,好象成文法在自己的思想发展中(我说的不是在它的纯粹有限的规定中)竟会成为某种跟第一部分所应当研究的法概念的形成不同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