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档介绍：别一抒情话语
——论戴望舒诗歌的意义
刘祥安
一
在戴望舒逝世后的半个世纪中,对诗人的评价,从50年代的“逆流”论①,到90年代的“界碑”说(2),起落颇为悬殊。总体上看,评价越来越高。回顾一下,不同的评论者,对诗人创作的概括却大体一致。不同评论者对戴的诗作有四点大体相同的认知:一是戴诗前后有变化,其后期对于前期是一种进步;二是前期的诗“逃避现实”,“消极对待人生”,“诗风萎靡”(3);三是在艺术上戴诗是象征主义的、现代派的;四是对诗人及其思想,都认为他是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其思想是个人主义的。评价不同的关键在于对于前期诗作内容的解释。大体说来,有“个人主义”说、“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说(4),“时代的镜子”说(5)、“边缘人”说⑥。强调前期诗作取决于诗人阶级属性、思想局限的多贬抑,而强调时代、社会因素的则多肯定。即便对前期基本肯定的,也认为以戴望舒为代表的这类诗作“与现实生活取一个远远的距离,不关心周围世界,脱离社会斗争,竞相走向内心世界,感觉的世界(7)。”从1939年《元日祝福》起出现的变化,受到研究者一致的肯定。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在他的诗中发现了人民、自由、解放等等的字眼了(8)”。这里隐含在戴望舒诗歌研究与评价中的理论预设就显露出来了:个人与﹡﹡(这个﹡﹡可以是无产阶级、集体、民族、国家)的二元对立的论式。
个人与﹡﹡的论式与中国20世纪诗歌研究的关系,可以区分为三个层次的问题:一,在思潮的层面,此论式存在与否;二,此论式对作家的影响如何;三,研究这些现象时的理论、观念。从中国现代思潮史看,个人与﹡﹡是一个贯穿20世纪的论式。20世纪中国作家的道路,尤其是上半世纪的诗人发展道路,甚至可以用“从个人﹡﹡走向﹡﹡。”概括。戴望舒自己就曾使用“个人主义与﹡﹡”的论式观察革命时代的文学现象⑨。因此,从逻辑上说,以这一论式为基础研究这一论式影响下的现象,除了在论式的两端作选择与表态,很难提出新的问题。这就是戴望舒研究中从同样的认定得出截然相反评价的原因。而这一论式是以一元独尊而不是多元共存为基础的。
个人主义学说建立在先验与假设的基础之上,它预设一个独立个体的自然人。自然的、孤立的、生而自由并独立于他人而享有天赋人权的人只是一个抽象概念。事实上人是作为集体成员出生并生存,他是社会中的个体。即便从个人主义学说出发,也并不必然推导出个人主义与集体等等的对立。因为个人主义在尊重个人的同时,为了确保对所有人的尊重,必然限制每个人,这样,主观的个人就上升到客观的社会的个人。
“个人主义的”通常称为“小我”,而与之相对的,是“共同的我”,即“大我”。这个“大我”的成立,在霍布斯、卢梭那里求助于社会契约论。用契约解释社会是一个循环论证,因为只有社会的人才可能产生契约的观念。即使存在这样的“大我”,从学理上说,也不能证明每个人必须优先或应该被强制接受。事实上,所谓“共同意志”或“普遍意志”,最好的情况下也只能是大多数的意志,通常只是部分强者的意志,可是,从卢梭的天赋人权出发,也不能证明一类人应该服从另一类人。“个人与﹡﹡”的论式只是现实政治运动中权力关系的反映。现实中总是有强者与弱者、领导者与被领导者、统治者与被统治者。强者或者以体力、道德、宗教、精神方面的优势,或者以经济力量的优势使他人遵从其意志,这本身没有什么正当性可言,它没有自明的是非。文学研究并非具体政治运动的附庸,采取这样的论式是无谓的,无论是反对个人主义还是捍卫个人主义。
对于个体,现代社会科学中,马克思主义讲人是社会关系的总和,现代社会学要讲个人的社会化,生理学研究表明,我们的感觉系统只对类别发生反应。“类别也是进化的产物,它们规定了我们所能感知到的事物——只有客观世界中与我们拥有的类别相吻合的事物才能为我们感知。”⑩对于一个社会的文化的个体,他的“感觉系统”当然是社会的文化的产物。个体在成长的过程中,由各自的天赋(生理)条件、家庭环境、社会环境、个人独特的成长经历等等因素的综合化合作用,铸成高度个性化的“感觉系统”。这些各别的“感觉系统”,相对于他人,总是有所见有所不见。艺术家、作家、诗人,正是具有独特而敏锐“感觉系统”的那些人,他们的所思、所感,总是会提供一些新鲜的东西,使我们对于世界的感知丰富,使我们的心灵丰饶,这就是创造,这就是贡献。一个作家、诗人,在不反人类的前提下,是否给一个民族乃至人类的文学传统增加了新的因素,这是文学研究的底线,也是基本的价值尺度。通常,人们还会再进一步,拈出其创造中适合某团体一些特殊价值标准的东西予以表彰,也无可厚非。倘若反过来,仅从一些特殊的价值标准出发去寻求它的体现者并以此确定作家的价值、,研究的出发点偏狭也就决定了无法避免的局限性。
二
戴望舒作为诗人,他给诗坛增添了什么有意义的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