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档介绍：蒋光鼐、蔡廷锴、戴戟回忆“一·二八”淞沪抗战()
蒋光鼐;蔡廷锴;戴戟
1931年,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九·一八”事变,是要把中国变为它的殖民地的一个严重步骤;而蒋介石却对侵略者实行“绝对不抵抗”政策,命令东北军撤入关内,拱手让出东北三省。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和蒋介石的卖国罪行,激起了中国人民极大的愤慨。在中国共产党的号召下,工人、学生和爱国人士纷纷成立抗日组织,举行示威游行,要求蒋介石国民党政府抵抗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爱国反日运动弥漫全国。
日本侵略者为了支持蒋介石***中国人民要求抗日的爱国运动和使蒋介石可以放手出卖全中国,在不战而占领我东北三省以后,又不断在天津、青岛、汉口、福州、上海等地寻衅挑战。1932年1月12日,日本外务省公然威胁要“采取断然手段”来对付我国人民群众的爱国运动,同时派遣军舰三十多艘,陆战队数千人到上海。1月18日,五个日本浪人在闸北宝山路向我三友实业社棉织厂工人进行挑衅,遭到我工人群众的坚决反击。驻沪日总领事村井借机向国民党“上海市政府”提出道歉、赔偿、惩办工人和取缔爱国运动和封闭上海抗日救国会等四项无理要求,并于1月28日发出最后通牒,限四十八小时内圆满答复,否则将“自由行动”。亲日派上海“市长”吴铁城,秉承蒋介石媚外卖国的意旨,接受了这个最后通牒,立即封闭了设在天后宫内的各界抗日救国会。这样一来,日本侵略者的气焰更为嚣张,得寸进尺,日舰队司令盐泽又在1月28日夜发出另一最后通牒,限我军立刻撤出闸北,让日军进驻,并狂妄叫嚷
“一旦发生战争,四小时即可了事”。当晚日寇即向我闸北一带发动突然袭击,我十九路军坚决进行抵抗,这样就揭开了“一·二八”淞沪抗战的序幕。
(一)
当时,我十九路军分驻淞沪一带,全体官兵,特别是广大士兵和下级军官,在江西时曾深受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工农红军所提出的“枪口一致对外”、“以民族战争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出中国”等政治号召的影响,调到淞沪以后,又目睹日本侵略者种种暴行,在上海市人民和全国人民抗日救国热潮的激励和鼓舞下,民族觉悟不断提高,有着强烈的抗日要求。在日寇不断增兵寻衅的过程中,我军高级干部即保持高度警惕,曾密商对策,作了相应的部署。“三友实业社”事件发生后,我军又在龙华警备司令部召集上校以上军官举行秘密会议,决定向全军发出密令,指示各个部队“严密戒备,如日本军队确实向我驻地部队攻击时,应以全力扑灭之。”
十九路军坚决抗战,完全出乎日本帝国主义者的预料,也根本违反蒋介石的意愿,在1月28日傍晚,蒋介石曾令“宪兵第六团”来沪接防闸北,这显然就是迎合盐泽最后通牒所提出的将我军撤出闸北的要求,害怕我军抵抗日寇的进攻。我军坚决拒绝了“宪兵第六团”的接防。战事爆发后,蒋介石又叫嚷什么“一面抵抗,一面交涉
”。而所谓“一面抵抗”就是让十九路军孤军作战,假日寇之手来消灭主张抗日的十九路军;所谓“一面交涉”就是进行卖国外交,屈膝求和。所以日寇公开宣布,只与十九路军为敌,并不与“中央”其他军队作战。最令人气愤的是,驻在上海的国民党海军,执行蒋介石卖国集团的意旨,不但不给上海抗日军民任何支援,甚至还和日本海军达成协议:“此次行动,并非交战,如中国海军不攻击日舰,日本舰队也不攻击中国舰队,以维友谊。”蒋介石还通令“十九路军有三师共十六团,无须援兵,尽可支持,无须援助。各军将士非得军政部命令而自由行动者,虽意出爱国,亦须受抗命处分”。所以驻在苏州、无锡、杭州以及江北的蒋介石嫡系部队数十万人,对于淞沪抗战,竟皆隔岸观火,不稍支援。
十九路军对日作战,一开始就得到上海市广大人民的热烈支援,士气极为旺盛,一夜之间,击退了日军在闸北以铁军战为先导的五路进攻。29日清晨,日军更出动飞机,向我轮番轰炸,而我军阵地仍屹然不动,彻底粉碎了敌酋盐泽“四小时即可了事”的狂妄叫嚣。所以十九路军的不听蒋介石卖国政府的乱命,坚决执行守土的责任,固非日本帝国主义者始料所及,而抵抗力之强更是出乎日寇意料之外。29日,日军屡战屡败之后,挽由美、英、法等国驻沪领事出面,提出“停战”请求,我们知道这不过是缓兵之计,目的是获得一个喘息机会,以便增派援军,但是我军也需要加强部署,所以将计就计,于29日晚八时许,下令前线停止战斗。从这件事,可以明白美、英、法虽然表面上宣布中立,实际上却和日本帝国主义者一个鼻孔出气。
30日,敌巡洋舰三艘、驱逐舰四艘,载特别陆战队五千人到达上海,同时到达的还有两艘航空母舰。敌军援兵既到,在31日晚十一时,再度向我闸北防地发动猛攻,屡次冲锋,均被我军击退。至2月4日,敌寇又到达了一批援军,于是向我发动总攻,并使战区扩大到吴淞、江湾一带。但各线进犯敌军,均被我军击溃。敌舰队司令盐泽因此被黜[chù],而由海军中将第三舰队司令野村接替他的职务,同时增援陆军将近万人,野炮数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