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档介绍：50年前北京规划之争--梁陈方案
梁思成曾提出行政中心西移方案,终被“旧城之上建新城”观点取代.
“梁陈方案”中的行政区域大体分布草图。
不少专家认为,北京城市发展长期以旧城为单一中心、新区包围旧城、同心同轴向外蔓延的模式,与新中国成立初期形成的“旧城之上建新城”的规划方案是一脉相承的。而追溯规划之初,苏联专家、国内著名建筑学家曾就此发生过一场持续3年之久的方案之争。
专家们基于不同的立场与考虑,提出“行政中心留在旧城”、“行政中心西移”等不同的规划方案,一时争执不下。直到1953年11月,北京市委成立的规划小组提出的《改建与扩建北京市规划草案的要点》得到认可,
“行政中心区域设在旧城中心区”的规划方针确立,方案之争终告一段落。
“梁陈方案”:行政中心西移
新中国成立初期,当北京城的城墙、城楼、牌楼都完整存在的时候,建筑学家梁思成竭力主张:要完整保留北京古城。他遇到知音———曾留学英国的著名建筑家陈占祥。1950年,俩人联手提出了《关于中央人民政府行政中心区位置的建议》,将自己的观点变成了具体的规划,也就是后来北京规划史上著名的“梁陈方案”。
此方案的核心是:为疏散旧城压力,行政中心西移,在西面建立新城。具体建议是:展拓城外西面郊区公主坟以东、月坛以西的适中地点,有计划地为政府行政工作开辟行政机关所必需足用的地址,定为首都的行政中心区域。后来,陈占祥在专著中对方案进行了解释说,新市区主要在复兴门外,长安街西端延伸到公主坟,以西郊三里河作为新的行政中心,把钓鱼台、八一湖等组织成新的绿地和公园,同时把南面的莲花池组织到新行政中心的规划中来。方案明确提出要疏散旧城区的人口。
“方案”的规划草图中,行政中心区以南还规划了一个商务区,大致位于今天的北京西站及周边地区。这样一来,北京将拥有三个相互联系又功能区分的中心区域,行政、商务、文化功能区分离,各自组团式发展。
苏联专家方案:天安门广场为行政中心
梁陈提出方案前后,在两个突出问题上遇到了对立面。一是有关行政中心的确立。1949年,在聂荣臻主持的城市规划会议上,苏联专家巴兰尼克夫提出一份《关于北京市将来发展计划的问题的报告》。该报告提出,要以天安门广场为行政中心。
苏联专家们还作了一份详细报告,对巴兰尼克夫的计划进行了论证,强调行政中心区放在旧城内的经济性问题,“在旧城内已有文化和生活必需的建设和技术的设备”,“但在‘新市区’是要新建这些设备的”。
苏联专家支持行政中心设在旧城的另一个理由是借鉴莫斯科的经验,“当讨论改建莫斯科问题时,也曾有人建议不改建而在旁边建筑新首都,苏共中央全体大会拒绝了这个建议,我们有成效的实行了改建莫斯科。”
报告还对梁思成主张的建设西郊新市区的设想予以反驳,指出这是“放弃新建和整顿原有的城市”。
“华南圭方案”:北京旧城不必全保
在关于完整保留北京的问题上,“梁陈方案”同样遭到反对。很多人认为完整保留北京太过保守,该保留的保留,不该保留的就应摒弃。
留法回国、我国工程学先驱的华南圭是反对者之一,他的观点颇具代表性:“对待遗产应区别精华与糟粕,如(故宫)三大殿和颐和园等是精华应该保存,而砖土堆成的城墙则不能与颐和园同日而语。”
1949年,华南圭提出了《北京新都市计划第一期计划大纲》,在示意图中可见北京城是个密集的网状结构:原有的建筑与格局被改变,城墙被拆除修筑环路,市区内除故宫、天坛、地坛、天安门广场等少数地点外,其余均被道路横平竖直地切割成密密麻麻的小方块。梁思成将之批评为“纯交通观点”。
“朱赵方案”:力挺苏联专家
使“梁陈方案”完全陷入了孤立境地的,是1950年北京市建设局工程师朱兆雪、赵冬日提出的《对首都建设计划的意见》,他们大力肯定了行政中心区域设在旧城的计划。
该方案中说:“北京旧城是我国千年保存下来的财富与艺术的宝藏,它具有无比雄壮美丽的规模与近代文明设施,具备了适合人民民主共和国首都条件的基础,自应用以建设首都的中心,这是合理而又经济的打算。”
建立新城和保护旧城的成本都太高,朱赵与苏联专家一样,同样认为经济原因是“梁陈方案”不可行的重要理由。
毛泽东定调第一规划最终确定
如果说苏联专家、华南圭等人反对“梁陈方案”是纯粹的学术争论,那么还有一些反对的观点则带有强烈的时代色彩。一些人批评梁陈与苏联专家“分庭抗礼”,与“一边倒”政策“背道而驰”;更有严重的指称他们设计的新行政中心“企图否定天安门作为全国人民向往的政治中心”。
争论一直持续到1953年。当年6月,北京市委成立了一个规划小组,聘请苏联专家指导工作,在党内研究北京的规划问题。11月,规划小组提出了《改建与扩建北京市规划草案的要点》,其中明确指出行政中心区域设在旧城中心区,而且要在北京首先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