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档介绍：《中国哲学史》读书笔记
导言部分:
一、关于“中国哲学”的合理性问题
要确立“中国哲学”在哲学、哲学史上的独特地位,并解决“中国哲学”的合理性问题,首先,我们要弄清楚何谓“哲学”。“但凡思考宇宙、人生诸大问题,追求大智慧的,都属于哲学的范畴。关于人在宇宙中的地位、人的尊严与价值、人的安身立命之道等,都是哲学的题中应有之义。”郭齐勇:《中国哲学史》,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年5月第1版,第1页。
如此看来,在自先秦到近代的数千年的中国“思想史”上所闪烁的的确是哲学的光芒无疑。“哲学”应当作为全世界人的“哲学”,作为一门追寻“大问题”、“反思构成思想”的学问在各个民族中的表现方式是不一样的,是有差异的。在古希腊哲学中表现为“探究万物最高的基本原理”;在印度哲学中则更多的带有宗教色彩;而在中国哲学中则体现为对“天道”的追求。那么,我们可以得到这样的结论:无论是西方哲学、印度哲学或是中国哲学都只是“哲学”这个大的概念框架之中的相互具有独立性的概念框架体系。如此,在这里我们也就承认了“中国哲学”在哲学史上的独特地位,而不仅仅是思想如此简单。
二、中西哲学差异浅析
自柏拉图以来,在西方哲学中,一元外在的超越、纯粹精神、不变实体是宇宙的创造者,而宇宙是不能够自我生成的。反之,中国哲学家们却几乎一致认为宇宙是能够自我生成、变化的,即中国哲学家们的宇宙论是生成论而不是构成论。中国哲学是气的哲学而不是原子论的哲学。气的哲学昭示的是连续性的存在,自己创造自己、变动不居、永恒运动。中国哲学家们对宇宙创化留衍的信念,实际上时对人的创造能力的确证。参见郭齐勇:《中国哲学史》,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年5月第1版,第6页。
在中世纪时期,西方哲学与神学合流,神变成了至高无上的存在,而人则是神的奴隶,在中国哲学中则是倡导以人为本,即使是神也得为人服务,否则,变不使其成为神。
“西方哲学通过理性思辨的方式来考察、探究形而上学的对象,如理念、实体、本体、自由、不灭的灵魂等,因此知识论发达,格外看重作为对象的外在世界与主体认识能力的研究,形式概念的分析,客观的知识系统与理论的建构。中国哲人重视的则是对存在的体验,是生命的意义与人生的价值,着力于理想境界的追求与实践功夫的达成。”郭齐勇:《中国哲学史》,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年5月第1版,第7页。
三、中国哲学发展过程的四大阶段
“中国哲学在其发展的过程中,大体上经历了四个时期(或阶段):第一时期是创立期,指先秦哲学;第二时期是扩大期,指汉至唐代的哲学;第三时期是融会期,指宋至清代的哲学;第四时期是潜藏期,指清末民初以来的哲学,我称为现代哲学。”郭齐勇:《中国哲学史》,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年5月第1版,第9页。
这四个阶段的文化背景各不一样,所以其哲学的代表性思潮、流派、人物、成果各不相同,但是,不可否认,这四个阶段的问题意识与哲学中心范畴既有延续性又有差异性,各有其重心与特色。“第一阶段,孔子及其后的儒家继承三代大传统的天、帝、上帝、天命、天道的终极信仰,以礼乐文明为背景,以‘天人性命’问题为枢纽,肯定天道、天命下贯为人之性,创立了凸显人性尊严、人道自觉、人格独立的‘仁’学系统,侧重解决天人之际中‘人是什么’的问题及人之所以为人的问题,主张通过人文建构、解决人事活动,特别是道德活动上达天德,把宗教、哲学、政治、道德密切地结合了起来。与之并行的是老子与道家。道家继承上古与春秋思想家有关‘天’的叩问以及弥沦无涯的‘气’的传统与相对相关的‘阴阳’观念,形成连续性、整体性的宇宙观及宇宙生成论。他们创立了凸显天道与超越境界的‘道’学系统,侧重解决天人之际中‘天是什么’的问题及万物所以为万物的问题,主张人可以通过身心的修养上达天道(天地精神),把自然、社会、人生打成一片。”
“在第二阶段,‘天人性命’之学得以深化和扩大。在儒、释、道三教碰撞。融合的过程中,在超越的终极归宿与俗世生活的张力下,安身立命的问题更为凸显”。“第三阶段的哲学,真正实现了儒释道三教的融合,特别是以历史实践证明最适合中国社会的儒家思想为主体的融合。宋元明清史‘道学’或‘理学’作为精神世界的时期(清代也不例外)。“第四阶段的哲学就不同了,所谓‘现代’即相对于‘前现代’而言,内容和形式与前三阶段的哲学有了很大的区别。它是在回应西方文明的挑战并与之对话中产生出来的。”参见郭齐勇:《中国哲学史》,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年5月第1版,第9—11页。
第一编先秦哲学
第一章中国古代哲学的诞生
中国古代哲学诞生于五帝与夏、商、周时代。先民们在认识并参与自然、社会的活动中,逐渐有了哲学的慧识。郭齐勇:《中国哲学史》,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年5月第1版,第15页。
不论是中国哲学也好,西方者须也罢,都是在先民们认识、改造自然的过程中,在实践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