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档介绍：社会发展模式-
中国低成本发展模式的演进\困境与超越
[摘要]中国低成本发展模式指从企业或政府角度来说的“四低”发展模式,包括低劳动力成本、低社会福利成本、低产品质量与安全保证成本、低环境污染成本。其实质在于企业或政府削减其义务性必要成本来谋求利润或发展。该模式的雏形(即低劳动力成本)可以追溯到计划经济时期,但它的内涵和外延在改革开放以后扩大了。低成本发展模式在带来巨大的经济成就的同时,也造成大量的经济、社会和环境问题,并陷入发展困境。要实现中国产业升级、社会转型和提高制度竞争优势的目标,客观上要求政府和企业超越低成本发展模式。实行协同式发展战略。
[关键词]低成本发展模式义务性必要成本企业行为政府行为激励
经过30余年的改革开放,中国的改革开放事业到了一个转折的关口。以往的发展模式在取得令世界称奇的成果的同时,也造成了大量的经济、社会和环境问题。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传统的发展模式已经难以为继,中国将不得不实行发展模式转型。但是,对于采取怎样的新发展模式才能既适应中国国情,又突破传统发展模式的困局,学者们尚未达成共识:一些学者盛赞中国过去的发展模式,Ⅲ一些学者则认为中国过去的发展模式必须转变。
本文的目的在于从一个特定的角度对改革开放以来的发展模式进行理论反思和总结,并在此基础上对未来可能的转型路径提出一个构想。本文认为,传统的发展模式可以概括为“低成本”发展;而未来可能的战略目标和路径是超越“低成本”发展模式,转向增权型发展模式。
“低成本发展”不是一个新名词,它常常被用于企业发展战略,指企业在既定经济回报的情况下,如何做到生产要素投入的最小化。但本文所用的“低成本发展模式”与此不同,它是一个更为宏观的、具有特定含义的概念。本文所说的“低成本发展”具有两方面含义:一方面,资本或企业在没有技术竞争优势的条件下,为了获取竞争优势,谋取利润,削减企业的义务性必要成本(即法律和规范所规定的企业为承担社会责任而应该支付的必要成本,包括对劳工、消费者和环境保护的社会责任等方面所必须支付的成本)。另一方面,政府为了经济发展目标或GDP指标,不但默认企业削减其义务性必要成本,而且也削减自身所应承担的、在供给社会福利等公共品上的义务性必要成本(如降低在社会保障和福利等公共品供给上的财政投入比例,卸载政府应尽的义务和责任;在城市圈地运动中压低征地补偿或拆迁补偿标准,以低成本获取城市各种建设项目所需的土地或空间资源)。
从组织(企业、政府)义务(或责任)的角度看,过去30年来中国所奉行的经济与社会发展模式可概括为“低成本发展”。它包括低劳动力成本、低社会福利成本、低产品质量与安全保证成本、低环境污染成本。这里所说的“低成本”,是就企业或政府来说的,而不是就整个社会来说的。它们是企业或政府应该而且必须支付,但事实上被削减了义务性必要成本而形成的低成本。事实上,企业和政府在经济与社会发展上削减其义务性必要成本(在其义务上的“低成本”投入),导致整个社会为此付出了“高代价”(这一点留待后面讨论)。很显然,“低成本发展”不能理解为“高效益发展”。
秦晖曾经把中国经济发展的竞争优势概括为“低人权成本”,或“低自由、低福利、低人权”发展模式。本文不准备使用“低人权成本”的概念,理由是:“人权”概念具有很强的价值判断和道德色彩,使用这样的概念容易把问题引导到价值与道德争议上去,而本文无意于此。
与秦晖不同,也有学者把过去中国经济发展模式概括为“低成本、高投入、外向型”。例如,唐晓平把低成本理解为劳动力的低成本,并认为这一模式导致技术更新缓慢、内需不足、人力资本缺乏积累。但唐文所说的“低成本”过于狭窄。正如本文前面所说,低成本不仅体现在劳动力的低成本,而且还包括其他方面的低成本。笔者也曾论述过“低成本发展战略”,论述的集中点在低工资成本方面,其他方面的低成本(低福利、低征地补偿成本等)虽有触及,但着墨不够。黄立志集中分析了中国经济中的低工资发展模式及其成因,包括劳动力稀缺度不如其他生产要素、经济发展的中心地位、外向型的经济定位、劳工群体的弱势等。同样,他没有考虑到除低工资以外其他方面的低成本问题。俞宪忠也对以低劳力成本、资源价格失灵和免费环境污染为特征的劳动力密集型产业发展模式进行了质疑。他的文章已触及除低劳力成本以外的其他一些内容(如低资源成本、低环境污染成本等)。吴敬琏提出,以往的发展模式靠的是高投入、高资源消耗,技术进步在其中所起的作用小,效率低下,已经到了穷途末路,有必要通过制度创新来鼓励技术创新,走一条资源节约、环境友善型的发展模式。吴敬琏所批评的高投入与资源高消耗正是低成本发展模式(劳力、资源消耗与环境破坏的低成本)另外一面的体现。魏杰认为过去几十年中国的经济发展模式靠的是传统成本优势(劳动力、土地等便宜),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