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档介绍：“样板戏”的美学问题
李松带来了他的书稿《红舞台的政治美学——“样板戏”研究》,嘱我写序。我搁置了一段时间,希望能够发酵出来一些想法再写,但是,想来想去,还是不绕弯子,直接写所感所思就行了。
李松是我所带毕业的博士,我的专业是文艺学,但是当时文艺学还没有博士点,因此他是我挂靠在中国现当代文学的二级学科招收的博士生。当时告诫李松等三位我所招收的博士生,以后的毕业论文选题要在现代、当代文学的范围,而其研究的理路尽可能靠近文艺学,因为毕竟我是文艺学专业的,论文指导方便一些,而且这样来写毕业论文或许可以有些特色。李松毕业论文写的是建国后十七年文学经典的批评问题,即“文革”之前的文学所涉及到的文艺政策、文艺评价标准、文学创作的走势等方面,在这一思考中,在“文革”中尤显突出的“样板戏”就自然成为了关注点。但是囿于论文篇幅和时间,“样板戏”问题研讨不能展开,我就提议可以作为以后研究的一个课题。
对于我这一代经历过“文革”的人,“样板戏”都非常熟悉。在1966年“文革”开始,到1969年召开九大,很多文艺作品被禁,人们能够接触到的文艺作品就只有“样板戏”,和偶尔进口的几部阿尔巴尼亚的电影。70年代以后有了一些新作问世,但也都是秉承“样板戏”的“三突出”等原则,甚至在陆续开禁的中国古典小说的评述中,也都沿袭“样板戏”的两大敌对阵营塑造的思路,譬如《红楼梦》也都要搞出其中的政治营垒一类。
“样板戏”与我和我的同龄人的青春记忆联系在一起,因此无论毁誉都会有一些个人的情愫交织其中,所做的评价不太可能客观。我个人的感受是,一方面,“样板戏”经过了集体的长时间的切磋,其中有创新的因素。譬如钢琴伴奏《红灯记》,把中国的京剧唱腔和西洋乐器演奏结合起来,在表现力方面有震撼性的效果;在《杜鹃山》的演出中,主唱人演唱时伴有助唱,达成了和声效果,这在中国戏曲中过去只有川剧采用。“样板戏”在京剧的唱腔中进行尝试,也是开拓性的。另一方面,“样板戏”作为文艺形式来创造的政治宣传品,在创作思想上严重教条化,如只能把正面人物作为舞台表现的核心,哪怕敌方处在有利位置也不例外,这就束缚了艺术表现的多方面性。
然而,要在学术层面来进行对于“样板戏”的研究,不能仅就我这样曾经具有的那个时代的切身体验,它更多需要的是学术训练和深入该领域的思考。就此来看,李松有两点突出的优势。
第一点是求学的经历。他在硕士阶段学****中国现当代文学,博士阶段也是在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博士点接受培养,所学课程包含了系统的中国现当代文学的主要内容,而“样板戏”是中国当代文学中的一个点,因此在研究“样板戏”过程中,可以结合到整个中国现当代文学的格局来看待。博士阶段李松把主要精力转到了文艺学,这样加强了理论思考上的准备。博士毕业以后,他有美学的博士后进站学****经历,同时对政治学理论也有涉猎,把这样一些学****经历与本书标题中的“红舞台的政治美学”联系起来看,“红舞台”是关注对象,是文学学科的学****所涉及的,“政治美学”则在博士后的经历中也有了专门性的把握。如果说这样一些治学经历已经相当完备了的话,那么后来他还带着这样一个课题的思考,申请了去哈佛大学进修的计划,有幸得到了哈佛大学王德威教授的认可,在哈佛大学做了一年高级访问学者,打开了眼界,有了从国际视野来反思
“样板戏”的可能。
第二点,是比较扎实的研究基础。李松自博士毕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