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档介绍：张爱玲说话什么样?
二十世纪初叶,经过胡适、陈独秀、鲁迅等人所倡导的新文化运动的洗礼,白话文逐步成为文学正统。但由于标准音待定,现代作家的作品不免羼杂了许多方言土语。于是,从作家的口音切入,可与现代文学作品作参照式的研究。
当研读张爱玲的作品,我们常会留意她对语言的那份异样的敏感。再通过其自述以及亲友的转述,会发现她的身世和经历(即语言环境)之复杂,又远较常人为甚。因此,下文的探究也许不无裨益。文中笔者将目光聚焦于张爱玲所掌握的语音,包括汉语方言及外语口语,并不涉及与之伴随的语气、语调等。母语、国语和上海话
大文豪鲁迅曾经调侃自己说话“南腔北调”。相比之下,张爱玲虽未特意撰文说及,却也曾有过类似表述。晚年的她写过一篇探讨《***词话》的文章《“嗄?”?》,透露了一些端倪:
我的上海话本来是半途出家,不是从小会混的。我的母语,被北边话与安徽话的影响冲淡了的南京话……(原载 1989年9月25日台北《联合报》副刊,收入金宏达、于青编《张爱玲文集》第四卷,安徽文艺出版社1992年版,第383页)
人固然是同一个,而语言如流动的河水,随着阅历的增加,人际交往的丰富,口音也会不停地变化。母语当指是小时候说的话。那么长大之后呢?
在不同时期与张爱玲发生交集者为数不少,他们的访谈录或回忆录发表后,留存下一些片段和剪影。其中关于张爱玲口音的材料虽一鳞半爪,却也略志鸿泥。
一九五二年七月,张爱玲离沪赴港,一九五五年定居美国。一九六一年十月,在由港去台的美领馆新闻处处长麦加锡的牵头下,已是文坛重要人物的张爱玲,去台湾寻找写作素材。其间,曾在台北国际戏院对面的大东园酒楼(笔者按:“大东园”之说来自陈若曦。而据白先勇、王祯和,聚餐地点在西门町“石家饭店”),与《现代文学》杂志同仁张兰熙、白先勇、王文兴、陈若曦、欧阳子、王祯和、戴天及麦加锡夫妇等人一起午餐,双方晤谈多时。不久,张爱玲还由王祯和、陈若曦陪同,去他家乡花莲及台东旅行。这段台湾之旅,张爱玲留下一篇《重访边城》(A Return to the Frontier,The Reporter, March 28, 1963),而白先勇、王祯和、陈若曦等人以后也分别留有回忆文字。
由于白先勇他们都是作家,同样具备不俗的观察力。将其观感收拢来,也许能描画出关于张爱玲如何说话的大致轮廓。同时,通过分析和玩味其表述的些微不同,也能相互印证,以判断各方说法的可靠性。
在主持人曹可凡的访谈文章《白先勇谈张爱玲》中,白先勇忆及张爱玲的口音:
张爱玲是上海人,但一口普通话说得字正腔圆,特别是卷舌音很有北京味儿,这或许与她曾经在天津居住过有关。(《东方早报》)
而据王祯和回忆,由花莲到台东之前,张爱玲执意要给他舅舅买见面礼,他们上街路经一家书店,老板碰巧是个上海人,于是
——
她和老板用国语讲话,讲着讲着就变成上海话了,说了很久。(王祯和,《在台湾的日子》,载季季、关鸿编《永远的张爱玲》,学林出版社1996年版,第252页)
现代普通话规范的制订始于民国二年,时称“国语”。一九二五年春,经吴稚晖倡议,民国第一所国语师范学校在上海开学,是沪上普及普通话的滥觞。不过,虽然在天津待过六年,但张爱玲一口“字正腔圆”的普通话未必是幼时练就的。张从小念私塾,一九三○年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