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档介绍：:问题的提出
过去十多年间我国工业化的高速推进,伴随着产业部门间比较优势的深刻变动。这一
结构转换过程对我国食物经济提出许多全新的经济分析与政策研究问题。其中一个方面,
就是如何凭藉我国比较优势,在进一步参与世界食物体系进程中,实现我国食物经济发展
乃至农村经济结构转换所需要的政策调整。
我国食物政策调整,涉及食物与谷物未来贸易趋势的关系问题。国内外有关我国食物
政策的众多研究,集中在对我国未来谷物需求、供给以及进口量的分析估测上1,而对谷物
以外的其它食物则很少提及。似乎存在一个广为接受的隐含假定,认定中国未来食物贸易
与谷物贸易势必具有相同走势。这个暗含的认识假定在近来围绕布朗对中国未来食物状况
预测的讨论中具体表现出来。例如,布朗依据对我国以及全球粮食形势的极端分析,提出
“谁来养活中国”问题,并预言中国未来谷物进口会给世界造成饥荒(Brown 1995)2。然而,
奇怪的是,他对中国整个食物供求前景的耸人听闻的判断,仅仅建立在对中国谷物生产、
需求和贸易的片面3观察和分析基础之上,不仅没有分析,甚至根本未曾提及我国谷物以外
其它主要食物的未来贸易趋势。这反应出作者的思维逻辑中暗含着一个假定,认为中国未
来谷物贸易趋势与整个食物贸易大体等同。
国外许多经济学家和食物经济分析专家将布朗有关中国食物进口会使世界挨饿的预言
视为笑谈。他们正确地批评了布朗的研究中大量缺乏乃至违背经济学常理的偏误失据之处。
然而,就笔者所知,有关发表物中无人提及布朗分析中上述暗含假定的潜在问题。相反,
类似的假定亦暗含在有关中国食物经济的许多严肃的经济学分析文著中。这类研究一般能
令人信服地说明:快速经济增长会使我国谷物生产的比较优势趋于下降。然而,研究者往
往由此得出中国整个食物部门净进口将随之显著增大的判断。许多研究人员还认为,中国
1 笔者于 1996 年 8-11 月访问澳大利亚国立大学,参与“澳大利亚国际农业研究中心”资助的“中国谷物
项目”合作研究,完成一篇题为“中国谷物贸易政策和食物贸易结构”的英文稿论文。本文在该论文第二
部分基础上加工缩写而成。特别感谢 Garnaut Athukorala 。
该英文稿曾在菲律宾马尼拉“亚太地区食物与农业政策挑战研讨会(1996 年 10 月 1-3 日)”,澳大利亚国
立大学亚太研究院经济系系列讲座(1996 年 10 月 29 日)以及经合组织(OECD)“中国农业政策研讨会”
(1996 年 12 月 12-13 日〕上报告。上述会议参加者的诸多评论和建议,使笔者受益良多。笔者自负文
责。
2 参阅 World Bank 1985 和 1991;Anderson and Tyers 1987;中国农业科学院 1989;Cater and Zhong 1991;
Chen and Buckwell 1991; Garnaut and Ma 1992 和 1996; Lu 1994; Huang, Rozelle and Rosegrant
1995; Overseas Economic Cooperation Fund 1995。
3 应当指出,布朗对我国未来谷物供求、进口前景的分析亦存在诸多片面失据之处。例如,台湾在工业化
过程中,谷物净进口大量上升。对这一事实的援引解释,在布朗有关中国未来食物状况的推论中具有重要
作用(Brown 1995, 第 25、55-56、61-62 页)。然而,布朗全然忽视了台湾同一时期食物出口的惊人增长。
后文将具体叙述,60 年代以来,台湾若干重要食物的净出口大量增加,使台湾食物部门整体在价值形态
上一直保持净出口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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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劳动密集型制成品出口方面具有比较优势,由此创造的外汇收入将足以支付食物部门的
净进口。
在有关布朗命题的讨论中,国内许多研究人员和政府官员表达的主流派观点,倾向于
强调我国国内谷物生产系统有能力自行满足未来谷物需求增长。然而,对于我国未来谷物
净进口增长的规模、必要性、可行性及其影响等问题,国内研究人员之间存在显著分歧。
在上述问题讨论中,我们经常看到谷物和食物作为同义词替换使用。结果,在对我国与世
界食物体系逐步一体化进程的观察中,谷物与其它食物产品在比较优势和贸易趋势上的可
能差异,亦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
应当指出,谷物供求是我国食物政策中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然而,上述广为流行的
认识假定,在合理性上存在严重问题。该假定的一个明显逻辑矛盾在于其忽视了食物部门
内部的结构属性。我们知道,食物部门内部包含众多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