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档介绍：去极端化手抄报资料通过各种方法措施以现代文化为引领,去宗教极端思想,进一步增强了广大教职工维护祖国统一、民族团结和社会稳定的责任感和积极性。去极端化手抄报资料,欢迎阅读。去极端化手抄报资料一: 中国民族问题的症结,就在于我们在1949年建国后,参照前苏联斯大林的民族理论、民族制度和民族政策,在中国进行了“民族识别”,客观上把中国建成了一个“多民族共同体”。这一结构使有些原来并不具有现代“民族意识”的“民族”精英开始接受这样的意识并萌发潜在的“本族”愿望。“民族国家”的建立并成为新国际法的主权单元,始于西欧。西欧的民族主义运动,提出“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理念,并在各种力量角逐过程中建立了一系列“民族国家”。当时各“民族国家”内部包含的群体中也存在各种差异(血缘、语言/方言、历史归属),但在“民族构建”过程中各群体都接受了新的“民族”概念、建立了共同的认同意识。此后在其影响下塑建的政治实体,大多照此办理,即在原有政治实体疆域范围内,把各种不同的群体整合成一个现代的“民族”,在各群体中建立共同的政治认同和文化历史认同,使各群体的所有成员都认同和忠诚于这个新的“民族”。受西欧国家冲击的东欧各国是这样做的,由欧洲白人移民建立的新国家(如美国)是这样做的,殖民地独立后新建的国家(如印度)也是这样做的。 1911年辛亥革命后建立的中华民国,提倡“五族共和”。孙中山在《三民主义》中明确提出以“中华民族”作为“民族”单元来建立“民族国家”。在上世纪初沙皇俄国统治下的各群体,大多仍应属于传统封建部族,还没有接受现代“民族”的政治意识和组织形式。在十月革命前,苏联共产党为了早日推翻沙皇俄国反动统治,从发动革命和夺取政权斗争的需要出发,把沙皇俄国统治下的各部族都称为“民族”并鼓励和支持他们独立建国。苏联在斯大林领导下进行的“民族识别”工作和随后的制度建设,是一种把沙俄原来的传统部族“政治化”的做法。在苏联的新体制下,各族接受了“民族”理念及其政治含义,“民族意识”不断加强。同时,前苏联宪法也为这些“民族”脱离苏联并成立独立国家提供了法律依据。在戈尔巴乔夫不负责任的改革过程中,苏联原有的意识形态纽带、经济秩序、政治凝聚力都遭到破坏,于是那些已建立“加盟共和国”的“民族”因势转变为独立的“民族国家”。之后,一些已建立“自治共和国”的“民族”(如车臣、南奥塞梯等)仍在为独立而战。前苏联在民族理论工作和民族制度实践中的经验与教训,我们应当仔细研究和借鉴。在中央政府组织下,我国在20世纪50年代先后“识别”出56个“民族”,这样就在“民族”概念上出现了一个双层结构——“中华民族”——56个“民族”。由于改革开放前中国人民很少有机会在国际事务中直接体会到“中国公民”的现实意义,而在国内生活中通过各种民族政策使少数民族身份具有突出的现实意义,结果在客观上把“中华民族”虚化和架空了。我们几十年来一直在宣讲马列主义民族理论,介绍斯大林的“民族”定义,介绍列宁的“论民族自决权”,这样宣讲和教育的结果就使包括汉族在内的国民把对“民族”的认识定位于56个民族,而不是包含所有中国人的“中华民族”,并把现代政治观念的“民族”意识介绍给了各“民族”的知识分子与民众。在“民族识别”工作完成后,政府为每个国民都确定了“民族成分”,这使中国各“民族”之间的人口边界清晰化,而为各“民族”设立的“自治区域”则催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