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档介绍：在一个冬日的深夜静静读完了莫言的中篇小说《变》。台灯昏黄的光弥漫在四周,灰尘上下纷飞,似乎是挣扎的魂灵,却始终无法逃脱那无形之手的束缚。始终无法逃脱,那种涩涩的压抑紧紧压迫在心头,窒息,深深的窒息。其实这是一本相当轻快的小说。语言平平淡淡中略显起伏,仿佛单调平直的高速公路,忽然转了个弯,其实只是一个小小的温柔的弯,只需你轻轻拨动方向盘,座驾变优雅地飘过,若它穿着长衫,或许还可以听到衣摆畅快的呻吟。语言虽然平淡却不失特色,或许说带着浓浓的乡土气息是过分了,但是那种随意甚至会粗俗的语言,哪里是书中的文字,分明是一个人的自言自语,从小时候的天真无所畏惧到长达后的成熟稳重。是了,自言自语,这本就是一本自传体小说。莫言用轻松调侃的腔调,从一九六九年缓缓陈述到二零一零年,大约四十年的岁月。那四十年的岁月,就在这轻松调侃中平平淡淡的流逝,似乎,似乎这四十年,就像那嘎斯汽车从村头驶向村尾,刺溜便要踩下车刹,可是不要忘记一地的鸡飞狗跳,甚至不要忘记那汽车的饱经沧桑。谈一谈书的内容吧。小说讲述了莫言从小学退学起却对学校念念不忘,到抱着一腔热血踌躇满志地参军,到懵懂中走上文学创作的道路,到功成名就的故事。围绕着“我”,提及了刘大嘴老师,鲁文莉,何志武等边缘重要人物的发展及结局,平平淡淡中展示了四十年岁月中社会的变迁,人物命运思想的改变。小学时的“我”是充满了纠结的。一方面,“我”对何志武勇于挑战老师权威,勇敢地追求自由充满了敬佩,甚至于认为他有着三分“英雄气”;但另一方面,当“我”被刘大嘴赶出学校时,又是那般心酸,甚至于事后死皮赖脸地进入学校。按照“我”自己的话来说,这叫“贱”。这一种复杂的“贱”,配着“我”看似轻松无所谓的语调,莫名地,让人产生了一种苦涩的感觉,仿佛面对的不是一个少年,而是一个饱经沧桑的老人用自嘲的口吻讲述童年心酸的往事——或许这本就无比相似。这种“贱”可以归结为“我”性格的悲剧,但这更是特定时代下的悲剧产物。当孩童向往自由、无拘无束的天性和阶级森严、极端压抑的社会产生了冲突,性格的悲剧就在所难免。对于“森严”这个原本应该死亡在历史中的词汇,我不得不重新拾起,并且郑重地放在那个社会前面。历史上的阶级对立是地主与农民之间,那种不可调和性压抑到了极端,农民运动不可避免地爆发,农民在生命和利益的驱使下拿起了刀剑。但在那个奇怪的时代,虽然仍然是“农民”和“地主”的对立,但是被压迫的却是“地主”。悲剧性的是,即使被压迫,即使压抑到了极端,“地主”还是不敢暴动,不,是从未想到暴动。这种压抑无法外泄进而不断在体内堆积,也就不难理解人性的扭曲。当然,“我”——莫言,远未达到“人性扭曲”的程度,但是作为中上农成分子,在那个贫困的年代,他连领救济粮的资格都没有——他甚至曾在某一年的大年三十到别人家讨饺子。经济上的贫困和政治上的歧视给他的少年生活留下了惨痛记忆。更何况父亲过于严厉约束带来的火上浇油?“我”幼年的悲剧性在于由于身份、地位不被主流社会接纳,但“我”却始终渴望并不断努力使自己被接纳。“我”的一厢情愿,愈加得不到他人的接纳,最终迫使“我”走上了参军的道路,逃离这个与自己格格不入的社会。“参军”之于莫言的意义我认为是巨大的。首先,莫言在心理进一步扭曲之前离开了家乡——心理扭曲的根源,使得这种扭曲处于可控范围内,并在以后的许多年中得到了恢复。而这种恢复的过程正是对比反思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