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档介绍：中国政府投资与经济增长的实证研究
张海星
· 2013-03-01 14:35:47 来源:《宁夏社会科学》(银川)2012年5期
【内容提要】本文在现有文献研究的基础上,依据中国改革开放30多年的实际数据,运用内生增长理论构建计量经济模型,对政府的物质资本投资、人力资本投资及研发投资与经济增长的相关性进行了协整检验和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结果发现:三种政府投资具有不同程度正向经济增长效应,并且其促进经济增长的路径亦不相同。政府物质资本投资主要是通过资本积累效应拉动经济增长,而公共人力资本投资及研发投资则是通过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及外部性效应促进经济增长。并且,在不同的发展阶段上,三种政府投资与经济增长的因果关系及驱动机制又有所不同。针对实证结果得出结论及政策建议,进而为优化我国政府投资结构提供决策依据。
【关键词】政府投资/内生增长理论/协整检验/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
中国在2008年年底实行新一轮积极财政政策3年多之后,在有效需求不足、就业形势严峻等突出问题仍未得到根本解决的情况下,保持国债政策的连续性,并着力优化政府投资结构,仍然是落实2011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稳中求进”(稳增长、控物价、调结构、惠民生)的重要保证。因此,从实证上检验改革开放以来政府投资对中国经济增长的影响程度和路径,了解各种资本性政府投资在不同发展阶段与经济增长之间相互促动的因果关系和变动趋势,对于我国制定长远的政府投资政策具有重要启示。
一、文献概览
在市场经济中,经济增长主要来源于私人部门,但公共部门通过外部性作用也能够影响私人部门产出并促进整体经济的增长。因此,在对经济增长进行实证研究时,不但要分析私人部门资本和劳动投入的贡献,也应分析政府部门投资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这里所说的政府投资包括政府用于形成基础设施等公共物质资本的投资、政府用于形成人力资本的公共教育投资以及政府用于促进技术进步的R&D投资。研究表明,政府投资形成的公共资本是经济增长和生产率的重要决定因素。
关于公共物质资本与经济增长相关性的实证分析,国际研究中主要使用了三种方法:一是生产函数法。在总量生产函数的框架下,Aschauer(1989)利用美国1949-1985年的数据,,认为该国1971-1985年全要素生产率下降主要是由公共资本增速降低引起的。Cazzavillan(1993)利用欧洲12个国家1957-1987年的数据,。二是行为方法,以成本函数和利润函数来分析公共资本对产出的影响。Nadiri和Mamuneas(1991)估计了美国各级政府的净固定资本存量对12个制造业成本函数的影响,发现其具有显著的生产性效应。Berndt和Hansson(1992)利用瑞典1960-1988年的数据发现,在其他条件不变时,增加公共设施资本会降低私人部门的成本。三是向量自回归VAR法,它可以检验公共资本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协整关系和格兰杰因果关系。Clarida(1993)对美、法、德、英等国的分析表明,全要素生产率与公共资本是协整的,但因果关系的方向不确定。Christodoulakis(1993)估计了希腊1964-1990年大规模制造业的产出如何取决于交通、通信和电力方面的公共资本,发现公共资本对产出具有格兰杰因果关系,产出对公共资本则不具有格兰杰因果关系。
关于公共人力资本和R&D资本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实证研究表明,现代经济增长越来越多地依靠技术进步,或称资本和劳动增长不能解释的全要素生产率。其中,全要素生产率又主要来自形成人力资本的教育投入和研发投入。
Maddison(1987)对6个OECD国家的经济增长研究发现,教育程度对生产率增长的贡献最大。Collins和Bosworth(1996)利用印度尼西亚、韩国、马来西亚、菲律宾、新加坡和泰国等亚洲6国1984-1994年的数据,%、%、%、%、10%%。蔡增正(1999)通过对世界86个国家1965-1990年的数据估计,得出教育对经济增长的外溢作用为:教育产出每增长1%,%~%。Coe和Helpman(1995)利用21个OECD国家1971-1990年的数据,发现国内和国外R&D资本对全要素生产率都具有重要影响。
我们以上述经济学家开拓性的研究为基础,在内生增长理论的框架下,建立中国政府投资的计量经济模型,同时依据中国实际数据,利用向量自回归VAR法检验改革30年来公共物质资本投资、人力资本投资及R&D投资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协整关系及格兰杰因果关系,从而提出促进中国经济增长的财政投资政策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