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档介绍：1
张春霖:结构调整的制度基础和判断标准
结构调整的制度基础和判断标准
———读《体制转轨中的增长、绩效与产业组织变化》随想
张春霖
(世界银行驻中国代表处 100027)
多年来,结构调整一直在中国的经济政策中占有突出地位。表面上看,人们对结构调整已经形
成了共识,但实际情况并非如此。实践表明,调整的关键问题在于以谁为主体、依托什么机制来调,
是由政府为主体、依托行政手段来调,还是以企业和投资者为主体、依托市场机制来调? 很多结构
调整的倡导者并不涉及这样的问题。仔细研究就会发现,这些意见实际上是主张由政府用行政手
段来调。因此,结构调整经常被作为改革的一种补充甚至替代。最常见的观点是:光改革不行,还
要调整结构,也就是说,结构调整是除了改革之外的另一项工作。其实,只有当结构调整由政府依
托行政手段进行时,情况才是如此。如果结构调整必须由市场的参与者如企业、投资者的共同努
力,通过市场机制来实现,结构调整和体制改革实际上就是一回事。只要改革到位,市场的参与者
追求自身利益的行为就会成为结构调整的推动力,政府要做的事情只是为结构调整创造必须由政
府创造的那些条件,例如社会保障体系。在这个意义上,结构调整本来就是体制改革的题中之意。
当然,如果抽象地提出问题,没有多少人会明确否认改革和市场机制的意义。但很多人往往加
上“中国特色”:在市场机制尚不健全的情况下,结构调整还只能依靠政府的行政手段,起码要把两
者结合起来。这就把经济学者引向了一个重要的问题:在体制转轨时期,结构调整和体制改革究竟
是一种什么关系? 带着这样的问题,笔者读完了江小涓研究员和她的合作者的论著《体制转轨中的
增长、绩效与产业组织变化———对中国若干行业的实证研究》(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9 年版,以下简称《研究》) 。作者既不是一般地在理论层面上谈论体制转轨过程中的结构问题,
也不是在简单地记录历史,而是以几个重要行业在过去 20 年中的实际发展为背景来分析问题,因
而具有很强的启发性,促使人们进一步思考很多问题。
1 结构调整的微观基础
首先引起笔者兴趣的问题是结构调整的微观基础。在市场经济中,追求利润最大化的企业、追
求效用最大化的消费者和追求收益最大化(风险最小化) 的投资者是结构调整的微观基础。虽然这
些市场参与者的最大化行为不是结构优化的充分条件(还需要很多其他条件,例如破产法) ,但肯定
是必要条件。如果企业不追求利润最大化,投资者不在乎风险和收益,消费者不在乎效用,市场机
制就无法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因此,在考虑体制转轨时期的结构调整问题时,应关注结构调整的
微观基础在中国已经发育到了什么程度。
在电视机、电冰箱、棉纺等行业的发展历程中,都可以看到,企业和地方政府对利润的追求是这
些行业结构变化的一个重要推动力。地方政府不仅是大部分企业的实际所有者,而且本身也是投
资者。无论是供不应求时的进入,还是供大于求时的调整,都说明企业和地方政府的确在追求利
润。这是一种不大容易从理论上解释的现象。因为按照标准的经济学理论,企业对利润的追求是
私人所有权的产物。如果企业不属于个人而是属于国家,企业的经理和主管他的政府官员本来不
应当有很强烈的利润动机,因为利润再多也不是他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