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档介绍：近三十年来洞庭湖地区生态环境史研究述评
刘志刚
2012-12-10 17:26:08 来源:南京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年4月
【摘要】近三十年来,洞庭湖区生态环境史研究取得了长足的发展,形成了诸多相关成果,总体上来看,主要集中在两大问题上:一是考察洞庭湖区历史面貌演变过程及其原因,虽然观点纷纭各有重点,但将其看作一个动态的多种因素交织的复杂系统已逐渐成为共识;二是探讨湖区人类活动与生态环境变迁之间的关系,这一问题主要从堤垸兴废与生态环境、自然灾害与地方社会,以及人类社会的生态应对三个层面展开具体论述。这些研究虽然有不少观点值得借鉴,但也存在着重复研究较多、观点区分度不高等问题,须续挖掘史料、拓宽视野与加强学科交流。
【关键字】洞庭湖区;生态环境史;历史演变
洞庭湖是我国四大淡水湖泊之一,自古以来就以“鱼米之乡”著称于世,直至今日仍是我国重要的农业生产基地。在漫长的历史演变过程中,洞庭湖历经沧海桑田,生态环境随着地质结构的变动与社会经济的兴衰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古人对此已有初步的了解,清朝道光年间陶澍等修纂的《洞庭湖志》就搜集有大量相关的诗文、题赋与奏疏。时至民国,一些学者对洞庭湖区的社会状况与风土人情展开了细致的调查,形成了一系列的研究报告与论文。如彭文和《湖南湖田问题》(台湾成文出版社1977年),李振《湖南滨湖各县实》(台湾成文出版社1977年),李炳炎《湖南实》(台湾成文出版社1977年),李震一《湖南的西北角》(宇宙书局1947年),王恢先《湖南水利问题之研究》(民永和堂石印本,湖南图书馆藏),以及李仪祉《整理洞庭湖之意见》(见《李仪祉水利论著选集》,水利电力出版社1988年)等,其中对这一区域生态环境的演变不乏生动的描述与深入的分析。
建国后,洞庭湖区迎来了大整治、大发展的时期,然而学界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对其生态变迁的研究却未能跟上时代的步伐。近三十年来,它才迈上了繁荣发展的道路,各学科工作者开始投入到相关问题的研究之中,并取得了一系列值得借鉴的成果。如张步天的《洞庭历史地理》(山西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卞鸿翔等的《洞庭湖的变迁》(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1993年版),王克英的《洞庭湖的治理与开发》(湖南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二届长江论坛论文集
———洞庭湖论坛》等著作与文集,以及诸多散见于各类刊物中的专题论文。本文即试图对它们进行一次系统性的梳理,对其中有关这一区域环境变迁的研究展开评述。
一、动态的系统:阶段划分与盈缩成因
近三十年来,洞庭湖区生态环境史的研究由自然科学工作者率先发起。一些地质学家、地理学家、环境学家、气候学家从地质变动、水沙动态、气候变化等角度探讨了湖区生态环境的变迁,而具体研究的问题则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洞庭湖演变历史阶段的划分,二是洞庭湖盈缩的成因。
洞庭湖的演变分为地质时期与历史时期两个大的阶段。前者大致是指全新世以前一系列地质运动中洞庭湖伴随着东亚大陆形成的过程,其相关研究不在本文考察范围之内。而后者则是指全新世以来人类活动开始后的历史,期间洞庭湖总体上经历了一个由小到大,再由大到小的变化过程,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但其变化阶段的具体划分则众说纷纭,莫衷一是。
就洞庭湖的早期状态而言,张修桂指出从全新世初至公元三世纪先秦汉晋时期,洞庭地区虽然湖盆时有升降,但一直属于
“河网交错的平原景观”[1]。杨达源认为自全新世以来洞庭湖即开始向河川型“沉溺湖”演变。[2]卞鸿翔虽赞同全新世初期湖区“河网交错”的说法,但认为自其中期开始,湖面就已逐渐扩大,至距今四千年前的尧舜时代成为“江湖连通的浩淼大湖”,且一直持续到先秦两汉时期。[3]38-48张晓阳等也对全新世初期及中期的湖区样貌作出了与卞氏基本相同的判断,却指出全新世晚期的湖区演变为“四水复合,三角洲发育,湖沼洼地零星分布”的状态,自商周至秦汉时期,“洼地、湖泊和沼泽”继续扩大,但并非是一个恒定的烟波浩渺的大湖,仅汛期“河湖水体相连”[4]。周宏伟则断言秦汉时期洞庭湖“尚处于河网沼泽平原阶段,没有形成大型湖泊”[5]。
就洞庭湖的中期演变来说,张桂修指出自公元四世纪东晋、南朝之际开始,洞庭湖一直不断扩大,至明代与清中叶达到全盛状态,但深度已远不如唐宋时期。[1]张晓阳认为“魏晋至19世纪中叶,洞庭湖逐渐发展至鼎盛阶段”[4]。周宏伟也提出了相似的观点,“魏晋南朝隋唐时期,今洞庭湖地区的湖泊水体得到快速扩展,唐后期至清前期,洞庭湖地区的湖泊水体面积处于全盛阶段”[5]。对此,卞鸿翔却持不同意见,认为从魏晋南朝时期,洞庭湖不但未有变大,反而“开始受到分割与缩小”,至唐宋时期湖面因围垦而进一步缩小,元明时期湖面虽然扩大,湖盆却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