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档介绍：迈向文化创伤理论本文为 Jeffrey C. Alexander 编辑《文化创伤与集体认同》(Cultural Trauma and Collective Identity)一书导论,该书2004 年由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出版。——译注
杰弗里亚历山大(Jeffrey C. Alexander) 杰弗里. C. 亚历山大(Jeffrey C. Alexander),耶鲁大学社会学系教授。——译注
王志弘译
当个人和群体觉得他们经历了可怕的事件,在群体意识上留下难以抹灭的痕迹,成为永久的记忆,根本且无可逆转的改变了他们的未来,文化创伤(cultural trauma)就发生了。
我们在这里发展的文化创伤概念,首先是个经验性的、科学的概念,指出了先前不相干的事件、结构、感知和行动之间,有饶富意义且具因果性的新关系。但是,这个新的科学概念也阐明了一个浮现中的社会责任与政治行动领域。藉由建构文化创伤,各种社会群体、国族社会,有时候甚至是整个文明,不仅在认知上辨认出人类苦难的存在和根源,还会就此担负起一些重责大任。一旦辨认出创伤的缘由,并因此担负了这种道德责任,集体的成员便界定了他们的团结关系,而这种方式原则上让他们得以分担他人的苦难。他人的苦难也是我们的苦难吗?当寻思实情可能确实如此,社会便扩大了「我们」的范围。同理,社会群体可以(经常如此)拒绝承认他人创伤的存在,而且因为这种失败,而无法臻于道德立场。藉由否认他人苦难的现实,他们不仅推卸了自身对他人苦难的责任,还经常将自己苦难的责任投射到他人身上。换言之,拒绝加入我稍后会描述的创伤制作过程,社会群体便局限了团结的范围,让他人独自受苦。
日常语言与反身性
这个新理论概念的众多好处之一,在于它深深卷入了日常生活。整个20世纪里,首先起于西方社会,而后迅速遍及整个世界,人们都不断谈到,由于某段经验、某个事件、某次暴力或骚扰的行径,或仅仅是遭遇到突然或出乎意料的、有时甚至没有特别恶意的社会转变和变迁经验,就蒙受了创伤(traumatized)。常民对“创伤”事件的感知在历史的某个时刻是否局限于西方,或者这类语汇也是非西方社会在全球化以前的文化论述中固有的一部分,是值得深究的议题。然而,这并不是本书的直接关怀。本书的前提是,在现代全球化的脉络里,西方和非西方集体的成员确实采用了这种架构。因此,我们的论点是,这里提出的文化创伤理论,在后根基主义(post-foundational)的意义上是普遍性的,在整篇导论的铺陈里,我将同时运用西方和非西方社会的事例,来阐明这个模型。然而,这个文化创伤理论可以普遍适用,并非意味著全球的不同区域,譬如东方和西方,北方和南方,都有相同的创伤记忆。我在后文第六章里就会指出,情况远非如此。
人们也不断运用创伤的语汇,来解释发生了什么事情,不只是自己的事情,还涉及他们所从属的集体。我们经常提到,某个组织在领导者离开或过世时,某个统治政权崩溃时,组织苦于意外的命运逆转时,就蒙受了创伤。行动者在个人或集体环境突然以出乎意料且不受欢迎的方式转变时,宣称自己蒙受了创伤。
换言之,我们从日常语言里知道,这是有广泛经验,而且凭直观可以了解的东西。扎根于生活世界的土壤,让每个社会科学概念获得了滋养。秘诀在于获得反身性(reflexivity),脱离寻常经验下的意义,转向陌生的意义,让我们得以从社会学角度思考。创伤并非自然而然的存在;它是社会建构的事物。本书的作者群企图加以理解的,就是这种建构。
在让创伤变得陌生的这项任务里,创伤镶嵌在日常生活和语言之中,这原本对提供初步的直观理解非常重要,现在却成了有待克服的挑战。事实上,我们确信,迄今为止学界有关创伤的研究,实际上因为来自日常生活的强大常识性认识而遭到了扭曲。其实,或许可以说,这些常识性的认识构成了一种“常民创伤理论”(lay trauma theory),相对于此,我们必顸建立比较理论的反身性创伤研究取向。
常民创伤理论
根据常民理论,创伤是自然发生的事件,损害了个人或集体行动者的幸福感受。换句话说,损害的力量——“创伤”——被认定来自事件本身。对于这种损害事件的反应——“蒙受创伤”——在感觉和想法上,被认为是立即而不假思索的回应。根据常民观点,创伤经验发生于造成创伤的事件与人性互动之际。人类需要安全、秩序、爱和连结。如果有事情剧烈破坏了这些需求,那么根据常民理论,人们无疑就会因此蒙受创伤。这种自然化的一个极端例子,(这是作为神经医学研究工具的大脑彩色显影),来将创伤标定于大脑里的特定位置。这种影像被当成创伤“真正存在”的证据,因为它具有生理的、物质的向度。我们并不是要暗示创伤实际上不具有物质成分。社会生活的每个成份都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