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档介绍：精神撒娇者的病例分析
李锐
为了读者,也为了使我的分析不致受到干扰,下面所举出的三个人先略去他们的名字。又为了使得大家对他们有所了解,我先把这三位先生的言行做一个最简要的介绍:
第一位,哲学家,男,生于1889年9月26日,死于1976年5月26日。对于一位哲学家最应该但也是最难于介绍的就是他的哲学。为了不至于陷入笔者的信口胡说,我还是把哲学家的原话摘录如下:
人却是被存在本身“抛”入在存在之真理中的,从而如此这般地生存的人看护存在之真理,以便存在者在存在之光中作为它所是的存在者显现出来。至于存在者是否显现以及如何显现,上帝和诸神,历史和自然是否进入存在之澄明以及如何进入存在之澄明中,是否在场与不在场,都不是人所决定的。存在者的到来是基于存在之命运。但就人来说,仍然有这么个问题,即他是否获得相应于存在之命运的他的本质的得体的东西;因为人作为生存着的人须得按照存在之命运看护存在之真理。人是存在的看护者。(见《说不可说之神秘》,孙周兴著,第163页)
好,只这一段话已经够我们云里雾里地琢磨一辈子了。必须声明的是,这几句话绝不能代表哲学家的全部哲学,这不过是在通过一滴水想象一下大海。为了让我们这些不懂哲学的普通人,对这位哲学家的地位有一个大家都可以明白的了解,我再引述几句另外的评论:“他是当代哲学家中最有影响的本体论学者。”(《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第3卷第629页)“对我来说,XX一直是非常重要的哲学家。……阅读XX决定了我全部哲学的发展道路。”(福柯,见《权力的眼睛》,严锋译,第116页)“另一方面是同样复合多样的、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将不断引起争论、谜一般的、仍须不断被阅读的XX的思想。
……困难的严重性甚至达到了这样的程度,那就是XX的‘思想’动摇了哲学和人文科学的根基。”(德里达,见《一种疯狂守护着思想》,何佩群译,第136、138页)为了更明确他说明这位哲学家的地位和业绩,我们不妨引用他也是哲学家的情人的赞语——“思想帝国的无冕之王”。
这位哲学家到了晚年风采依然,我再把一个现场目击者的描述做一下转录:“……给我留下最深的印象,不是他的渊博学识,或深奥思想,而是他作为一个教授的个人风格。他是一个极其严格的导师,不能容忍哲学研究上的任何无知、浅薄、怠惰或谬误。他对此深恶痛绝、毫不留情,几乎到了令人生畏的地步。我记得在一次讨论会,XX像一头咆哮的狮子,因为他对手里挥舞着的一篇教授论文极不满意,认为它简直与哲学研究毫无共同之处!他口若悬河、滔滔不绝地至少说了三个小时,几乎把那篇论文中的每一句话、每一个字都批驳得体无完肤。所有坐在XX周围的人:那些未来的博士和教授们,再加上我,都噤若寒蝉。那是一种末日审判的景象:XX仿佛用一双无形的手,把那篇有罪的论文一页一页地撕得粉碎。我们既不敢正视伟大的哲学家,也不敢旁顾惊恐不己的论文作者,只觉得那些亵渎过神明的纸片仿佛不断地落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头上……那时,我的脑子里只有一个意念:‘谢天谢地,幸亏我不是他!如果我是他,又该怎么办?’其他的,什么也没有想,什么也没有听。我相信,除了XX和那位可怜的、想当教授的博士之外,这就是那次讨论会上每一个人的心理状态。”(见《读书》1996年第9期153页,作者,萧瑟)
第二位,散文家,男,生于1885年,死于1968年。这位散文家的前面是可以加一个大字的,为了证明这一个字加得绝无夸大之嫌,我来摘引他的一篇日记,此日记写于庚子年3月16日,庚子年是1900年,那一年他十五岁。
晨坐船出东郭门,挽纤行十里,至绕门山,今称东湖,为陶心云先生所创修,堤计长二百丈,皆植千叶桃垂柳及女贞子各树,游人颇多。又三十里至富盛埠,乘兜桥过市行三里许,越岭,约千余级。山中映山红牛郎花甚多,又有蕉藤数株,着花蔚蓝色,状如豆花,结实即刀豆也,可入药。路皆竹林,竹萌之出土者粗干碗口而长仅二三寸,颇为可观。忽闻有声如鸡鸣,阁阁然,山谷皆响,问之轿夫,云系雉鸡叫也。又二里许过一溪,阔数丈,水没及
骭[骨干],舁者乱流而渡,水中圆石颗颗,大如鹅卵,整洁可喜。行一二里至墓所,松柏夹道,颇称闳壮。方祭时,小雨簇赖落衣袂间,幸即晴霁。下山午餐,下午开船。将进城门,忽天色如墨,雷电并作,大雨倾注,至家不息。
这个十五岁的少年随手写下的日记具有柳宗元的神韵!可散文家在五十一岁时提起它来颇为漫不经心:“旧事重提,本来没有多大意思,这里只是举个例子,说明我春游的观念而已。”一个人十五岁时的闲笔就已经如此老成,如此了得,成年以后做了教授做了散文家的文章就不必我再多置一言。当年郑振铎先生曾把他推崇为五四以来中国文学“颠扑不破的巨石重镇”,如果没有了他,“新文学史上便要黯然失光”(见《郑振铎文集》第三卷第181页)。
第三位,诗人,男,生于1956年,死于1993年。诗人是世界上最容易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