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档介绍：《礼失而求诸野——论“京派”文学创作的人性寻租》
——周泉根
面对农耕文明向工业文明的让渡迁移、西方文化对中国文化的点滴侵蚀及西风东渐所引发的“人性之常”与“现实之变”的矛盾,“京派”诸贤“礼失而求诸野”地在乡土社会中寻找寄托美好人性的小屋,并形成了在所求之野的乡土社会背景上对民族文化深层结构中的人性之常、人性之美进行寻租模式的挽歌式创作。乡土社会既孕育了“京派”作家们自己生命中农耕文化情致,又承载了农耕文化所有美好的人性因素,既原型意义地构成作家的深层心理背景,又为其作品提供了土壤意义的意象体系和文化内涵。较之于革命派、人生派的乡土文学的作家的批判性,“京派”也因此染上浓重的理想色彩和挽歌情调,凸现该文化群落、文学流派的派性性征。
中国近现代社会是一个方生未死、玄黄待定的过渡转型期社会。梁启超在其《过渡时代论》一文中曾详瞻论述曰:“今日之中国,过渡时代之中国也。”“人民既愤独夫民贼愚民专制之政,而未能组织新政体以代之,是政治上之过渡时代也;士子既鄙考据词章、庸恶陋劣之学,而未能开辟新学界以代之,是学问之过渡时代也;社会既厌三纲压抑、虚文缛节之俗而未能研究新道德以代之,是理想风俗之过渡时代也。”[1](p5)这次转型是全方位的,包括经济、社会、政治、文化诸层面,是中华民族在其历史变迁过程中文明结构的根本性重塑。从动态指向上看,中国过渡时代的特征为从古典农耕社会范型向现代工业社会范型转变;从静态的社会性质上看,中国过渡时代的特征乃是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从现代化发生类型上看,中国社会转型主要源于西方的刺激和示范作用,属于后发外生型的日德模式,区别于早发内生型的英法模式。这次深刻转型带来的直接社会现实,便是“政治的权威与权力危机,社会的认同与整合危机,文化道德的失范与脱序危机数症并发,使中国处于前所未有的乱局之中”。[2](p8)
而与社会外在秩序的混乱互为因果的是社会内在价值的紧张。在那段纲纪崩摧、规矩淆乱的历史中,笼罩在战争心理阴影里的社会到处弥漫着斗争文化的理念,杂说纷呈、异质共生。价值紧张就是内涵于诸种杂说异质之中,具体体现在认同不同价值取向的社会思潮之间的紧张关系中:“哲学上有非理性主义与实证主义的对立、人本主义与科学主义的对立;政治上有民族主义(国家主义)、无政府主义和社会主义的三角关系;文化上形成了激进主义、保守主义和自由主义的三足鼎立;宗教上有佛(以及建立儒教的尝试)与基督教的抗衡。”[3](p13)所有这些错综复杂的思潮,彼此杂糅纽结,又形成了三对难以兼融调和的转型期社会出路的二难选项。它们是:一是进行反封建的现代性个体意识的文化启蒙呢,还是进行反帝国的民族性集体生存的政治救亡;二是在现有秩序里进行逐个形而下的问题的渐进改良呢,还是在某种形而上的主义的动员组织下,作出某种邈远的终极理想的承诺,进行毁弃现有秩序的暴力革命;三是用人文理性勾起的充满忧伤怀古的挽歌情怀去进行保守的文化续弦呢,还是用历史理性所强力支撑出的自信来进行激进的新旧置换。可以说,启蒙与救亡、改良与革命、保守与激进之间的紧张关系所构成的历史环境,是现代文学最基本的发生及生存环境,也理所当然地构成了“京派”文学最宽厚的历史天幕。?
“文变染乎世情,而废兴系乎时序。”(刘勰《文心雕龙?时序》)“京派”文学运动也是随着民族斗争、阶级斗争的起落沉浮而发生、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