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档介绍：“强敌”成为榜样:梁启超在甲午战争后对日本的反思
2011年05月20日 16:52
一、基本特色
中日甲午战争后的五年(1895-1900)中,25岁左右的梁启超面对严酷的现实,充分发挥青年人特有的朝气和敢于抨击时弊的胆识,结合其善于思辨和勇于捕捉时代潮流的思维定式,在一系列论著中评论日本的历史、文化、社会和经济变迁,初步形成了较系统的日本观,集中反映了当时一代人在甲午战争失败后的新的思索。透过梁启超的言论,大体可以看出中国人在承受巨大的战争创伤后,怎样去观察、思考、评论日本这个威胁中华民族生存的“仇人”。   
和康有为、谭嗣同、黄遵宪相比,梁启超的日本观并无惊人之处,其不过是多数思想者的一种提炼和综合,起的是集众人之所言的作用。这就决定了其日本观的第一个特色:代表群体走向,反映时代呼声。   
自1840年鸦片战争之后,中国人就面临一个并不情愿但又必须去解决的如何“师夷”,即向自己切齿之恨的“仇敌”学习的问题。英国的大炮,迫使魏源等人去著《海国图志》,研究“师夷”之道;圆明园的大火,悲愤之极的中国人不得不去考察放火的“强盗”,伴随着第二次鸦片战争的硝烟出现了向西方学习的新潮。至于边疆危机、中法战争,更唤起有头脑的先进的中国人去探求侵略者的“强盛之源”。但在甲午战争之前,人们注重的是来自西方的敌人,用力最多的取道于“西方列强”,对东方的日本注意较少。《马关条约》的奇耻大辱,改变了中国人的视角,研究日本,效法日本,成了中国社会的热门话题。梁启超甚至认为甲午战争中国惨败的一个重要的原因是知日本太晚、太少,他在给黄遵宪写的《日本国志后序》中批评黄此书虽十年前已写成,但不发行,致使“中国人寡知日本,不鉴不备,不患不悚,以至今日也”。
梁启超提出,中国欲自强,首先是“取法东洋”,“以日为师”,这较单纯“学西洋”要见效快,收益高。其称:    
 
 
今吾中国之于大地万国也,譬犹泛万石之木航,与群铁舰争胜于沧海也。而舵工榜人,皆盲人瞽者,黑夜无火,昧于然而操柁于烟雾中,即无敌船之攻,其遭风涛沙石之破可必也。况环百数习于出没波涛之铁舰,而柁工榜人,皆渔户为之,明灯火张旌旗而来攻。其能待我从容求火乎!然今之诸舰之未来攻也,吾速以金篦刮目, 槐柳取火,尤不容缓也。然即欲刮目以求明矣,而泰西百年来诸业之书,万百亿千,吾中人识西文者寡,待吾数百万吏士,识西文而后读之,是待百年而后可,则吾终无张灯一日也。
⋯⋯日本之步武泰西至速也。故自维新至今三十年,而活艺已成。大地之中,变法而骤强者,惟俄与日也,俄远而活效不著,文字不同也。吾今取之至近之日本,察其变法之条理先后,则吾之活效,可三年而成,尤为捷疾也。
这段宏论有四层意思:;2. 中国犹如一只破船无法与强者竞争,唯一的办法是向强者“取火”自救;3. 向西方“取火”求经困难太大,短时不可奏效;4. 唯一可行之路是向曾从西方“取经”大获成功的日本学习。梁启超这种观点,在当时具有普遍意义。从康有为、谭嗣同这样的改革派,到李鸿章、张之洞这样的洋务派官僚,以及翁同和一派的帝党人物,甚至光绪皇帝,都持这种看法。即使是地方绅士、官员、知识分子等,也在呼吁向日本学习,变法图强。如果说甲午战争前半个世纪的向西方学习,仅是少数人的呐喊和步履维艰的实践的话,那么,189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