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档介绍：第十次全国辩证逻辑学术讨论会论文
从辩证极性思维到辩证逻辑生态
刘月生(广西河池学院政法系,546300)
余莉(湖北工业大学社科系,430072)
一、引言
有人总结中国现代哲学,揭示了这是一个告别黑格尔辩证极性思维的过程。首先怀疑黑格尔的是张中晓。而后来的年轻学者虽想突破,但并不了解逻辑悖论会引起整个理论体系瓦解这一著名结论,并不了解,也不知道可以引进“不确定性”来科学地表达发展原理。
于是思辩方法和辩证发展原理不能兼容:表现在方法论上,坚持彻底的辩证逻辑只能在两个极端之间抉择:要么承认理论体系在其最高层次的框架上保留形而上学;要么将发展原理贯彻到底(***在80年代写过“形而上学的迷雾”)。因为,任何一个哲学体系要表达某种意义,总要以某一层次的不变性——确定性为前提,否则这种哲学就不可能是以发展原理——自我否定作为贯彻一切的精神的根本(民间哲学界有提出“一分为三”,笔者之一在1986年曾主编《自然论纲》将辩证逻辑范畴按“存在”——“联系”——“运动”——“变化”——“
发展”五类20多组三分法范畴组成的逻辑体系,公开出版于延边大学)。坚持后者将会出现一片混乱和绝对虚无(这在世界范围的当代西方哲学中找例子就可以找到波普尔的证伪主义方法),也就是说,只要在体系的任何一个层次的规定性上引进否定方面与其共存,那么这个体系中任何确定的东西都不会有,这样发展的内在大火就已经把思辩框架烧得干干净净。
在我们已有的哲学教科书中,有人将唯物辩证法的逻辑概括为一二三四五(一个哲学基本问题、两个方面或两付对子、三大规律、四个观点<物质记、运动记、时空观、意识观>五对范畴),而五对范畴的“现象和本质”解释了整个认识论,“内容和形式”的矛盾演绎了唯物史观的全部决定论。
如果抓住了这个逻辑体系的自我悖论,将使探索者走向整个精神崩溃。难道我们只能走折中、中庸之道吗?事实上,历来,在我国辩证逻辑是用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这种折中的方法来避开这一悖论的。
李泽厚请出康德,避开黑格尔,用康德——席勒——马克思的路线代替康德——黑格尔——马克思的路线,是想拯求被黑格尔总体必然所掩没的主体性——先以费尔巴哈式的感性自然来理解主体性,并综合康德的“自我意识”、“先验形式”和马克思的社会实践观而构成其主体性。他进而在美学上明确地将哲学上的偶然性与具体生存的人联系起来:
“回到人本身吧,回到人的个体、感性和偶然吧。从而,也就回到现实的日常生活中来吧!不要再受任何形而上学观念的控制支配”。但李没有真正摆脱极性思维的对立,又陷入到折中、主次的变换。首先,他由必然与偶然的二元对峙走出再度以历史总体压抑、否弃个体,对我的湮没和牺牲并不动情;其次,他没有注意到必然性理论的复杂性,使个体无可逃避地做一个“螺丝钉”和“驯服工具”。第三,由于没有否定终极目的,必然规律,李没有摆脱乌托邦情结,只不过由黑格尔式的理性王国转变为审美乌托邦的未来取向。
如果说张有勇气,李有敏感,那么真正有胆识的是王元化,他从批判知性(感生——知性——理性)改造辩证极性思维到质疑辩证逻辑总体,应该说他是以抓知性为突破口的,他是学术大家,经过他的挖掘,使我们认识到顾准才是清理终极目标的思想家。
二、实践唯物主义研究与人的主体性
——相互作用的现代科学实践
1、根据社会实践从头思考“终极目的”
思考有两个维度:一是“终极目的”论的起源,二是“终极目的论”的后果。通过这一思考,顾准彻底清理了革命的思想遗产,彻底反省了中国黑格尔主义(辩证极性思维)的政治后果,实际上完成了告别黑格尔的思想历程。
革命就是把唯理主义(辩证极性思维)推进到社会现实中的暴力实践。
马克思对黑格尔加以培根式的改造。“黑格尔那一套,全在思辩中进行,在思辩中完成的。马克思根据培根主义的原则,要把这一套从思辩中拉到实践中来进行,在实践中完成。这就是说黑格尔的哲学命题是哲学地解决了的,马克思要把黑格尔的命题拉到政治经济学中来解决。”
根据历史,根据归纳法,人的认识不可能获得绝对真理。
波普尔说:“整体主义的思想方法,绝不代表思想发展的高水平或新阶段,而是前科学时期的特征。”
在法国革命、十月革命、中国革命中,“终极目的”都是革命动员的强大依持和最后依据。
革命必须设定“终极目的”,这不是因为它是科学的,真实的,而是因为它是革命必不可少的工具,但这个工具是危险的。“终极目的”是一元的,它逻辑地包含着权威主义和专制主义。革命家们自以为掌握着真理,承担着“救民于水火”、“建立天国”的重任,把“终极目的”当作最高目的,并以此而拒绝、否定任何其他目的,把一切中间过程和部分目标都当作手段,清洗一切具有或可能具有竞争力的“异端邪说”,肆意破坏日常生活,践踏公民权利,实行专政。“斯大林是残暴的,不过也许他之残暴,并不1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