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档介绍：对推进中国当代俄罗斯问题研究的几点思考
冯玉军
2012-3-27 13:26:17 来源:《俄罗斯学刊》 2011年第1期
[内容提要] 近年来,中国的当代俄罗斯问题研究取得了长足进展。但与此同时,我们的研究同研究对象的深刻变化、中国国家利益的需要以及学科发展本身的要求还存在不小差距。基于俄罗斯社会转型在人类历史上的重要意义以及俄罗斯对于中国发展的重要影响,中国的当代俄罗斯问题研究必须是全方位、多视角、大纵深的,既要在宏观层面关注俄罗斯政治经济社会发展的战略走向,又要在微观层面探讨俄罗斯形势变化的细枝末节。推进中国当代俄罗斯问题研究的主要路径是:打破学科界限,合理利用不同学科的范式、理论与方法,实现跨学科的研究;打破学科内部不同研究方向的界限,做到“既专又通”;打破历史与现实的隔阂,在现实的氛围中审视历史,在历史的背景下把握现实;勇于创新,大胆挖掘新的研究领域,提出新的研究视角,运用新的研究方法;“立足中国”,将维护和推进中国国家利益作为根本出发点,用中国的视角来观察、审视俄罗斯“面向世界”,广泛吸收国际俄罗斯问题研究的学术营养。
[关键词] 中国,俄罗斯俄罗斯研究,学科建设
[中图分类号]  C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5—1-094(2011)01—0011—07
尽管苏联解体后俄罗斯丧失了超级大国的地位,但俄罗斯仍然是国际体系中一个不可忽视的力量,俄罗斯问题研究也仍是国际学术界的一个热点,并在不同国家有着不同的特[1]。近年来,中国的俄罗斯问题研究成果丰硕,老中青三代俄罗斯问题学者从政治学、历史学、经济学、社会学、文化学的诸多视角,对俄罗斯的历史命运、政治发展、经济转型、对外政策等诸多领域进行了深入研究,用自己的默默耕耘不断深化对俄罗斯的认知。但同时,国内尚未真正形成跨学科的
“俄罗斯学”。尽管2006年8月在北京大学举办了第一次“中国俄罗斯学学术研讨会”,并提出了“创立跨学科的俄罗斯学”的倡议,国内学者对如何构建中国的“俄罗斯学”也进行了诸多有益探讨[2],但现实的科研学管理体制、学术资源分配模式、人才分布状况以及学科建设本身的难度,让中国的“俄罗斯学”还只是处于一个酝酿阶段。笔者无力就构建中国的“俄罗斯学”提出宏大设想,只想对如何推进中国的当代俄罗斯问题研究谈一孔之见[3]。
一
苏联解体至今已经过去了20个年头,俄罗斯作为一个新的国家和国际关系主体已经度过了最艰难的初创阶段。但是,俄罗斯寻找自我的历程并未结束,俄罗斯深刻的全方位社会变革仍在继续。可以说,历史与现实的纠葛、国内与国际的互动,让俄罗斯所走出的每一步都不是那么简单,并且都会在历史的长河中留下层层涟漪。
那么,当代俄罗斯问题研究应该关注哪些问题?在如此复杂的研究客体面前,我们究竟如何确定我们的研究重点、确定中国的研究视角?2000年,李静杰先生提出中国的欧亚学界要关注“世界格局的变化,总结社会主义发展的历史经验和教训,从而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理论,吸取苏东原社会主义国家改革的经验和教训,推动中国同这些国家的友好合作关系的发展,为我与合作的国际环境”四大课题[4]。
10年过去了, 中国俄罗斯学界的同仁们作出了艰苦的努力,在俄罗斯问题研究的各个领域取得了长足进展。但与此同时,我们的研究同研究对象的深刻变化、中国国家利益的需要以及学科发展本身的要求还存在不小差距。
基于俄罗斯社会转型在人类历史上的重要意义以及俄罗斯对于中国发展的重要影响,我认为,中国的当代俄罗斯问题研究必须是全方位、多视角、大纵深的,既要在宏观层面关注俄罗斯政治经济社会发展的战略走向,又要在微观层面探讨俄罗斯形势变化的细枝末节,更要将两者相互结合、互为表里。
在俄罗斯政治研究领域,要把握政治制度与政治文化两条主线[5]。苏联解体后,俄罗斯经历了翻天覆地的制度变迁,以1993年宪法为基础,俄罗斯当代宪政制度的主干得以确立,总统制、联邦制、政党制基本运转正常。然而,在俄罗斯这样一个国家, “制度的更替决不像换穿一件外衣那样简单便捷。因为在苏联实行高度集中的行政命令式的政治经济体制长达半个多世纪之久,其基本制度框架是由各个领域无数个大小不等的具体制度所构成的,社会的转型必须以具体制度的更替作为基础,必然会遇到各种利益(或权力)的调整和再分配,必然会遇到新旧观念的碰撞”[6]。回顾新俄罗斯经历的20年历程,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俄罗斯当代政治制度建立的迂回曲折。尽管俄罗斯宪政制度的主干依旧,但其实际运行却发生着潜移默化的变化。从口十利钦时期的政治动荡、寡头干政到普京八年的重塑威权、强人治国再到“梅普组合”下的“双头政治”,俄罗斯的总统体制、政党体制和联邦制度都经历着微妙而又深刻的调整,总统与其他权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