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档介绍：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初期(1938、10—1940、12)一、日本侵华政策的变化和抗日营垒的分化(一)日本侵华政策的变化武汉、广州失陷后,中国的抗日战争进入战略相持阶段。但现在史学界认为这一时期是向相持阶段转变,也有称为相持阶段前期的。相持阶段到来的原因:1、从七七事变到武汉失守的15个月期间,中国军民对日寇的侵略进行了英勇的抵抗。使日本的人力、物力、财力等方面受到大量消耗,特别是随着战场的扩大,战线的延长,兵力越来越分散,使其速战速决的战略破产。不得不改变战略。2、由于中共领导的抗日游击战争的开展和敌后根据地的开辟、扩大,严重地威胁民敌人的占领区,牵制了敌人的大部分兵力,日本不得不停止对国民党战场的战略进攻,而回过头来巩固它的占领区。3、国民政府仍保有西南和西北的广大地区,并拥有为数不小的兵力与日军对抗。国际上,除苏联继续援助中国抗战外,英、美、法等国由于不满日本在华势力的扩张,对中国抗战表示了一定程度的支持。特别是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抗日力量的存在和发展,成为相持阶段继续抗战的基础。中日战争转入相持阶段后,日本政府在坚持灭亡中国的总方针下,侵华政策作了新的改变:(1)在战略上,由“速战速决”改为长期战争。由战争初期的三个月灭亡中国,改变为所谓“百年战争”、“比赛忍耐力”的战争。为此,在政治上,搞所谓的“以华治华”,扶植各地***建立伪政权。在经济上,搞所谓的“以战养战”,加强对中国的经济掠夺。(2)由重视国民党改为重视共产党。抗战初期,日本以主要兵力进攻国民党战场,提出“剿共灭党(国民党)”的口号,企图很快打败国民党。1938年1月,日本近卫首相曾发表了“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的声明。但是,日本很快发现,共产党已成其劲敌,把对华的主要目标放在解放区。(3)对国民党由军事进攻为主改为政治诱降为主。日本在对国民党的策略上,由以前的军事进攻为主,政治诱降为辅,改为政治诱降为主,军事进攻为辅。加紧对国民党的诱降活动。1938年11月3日,近卫第二次声明,如国民党抛弃以前政策,蒋下台,可以承认国民政府为对手,重开谈判。12月22日,近卫第三次声明,提出日、“满”、华三国共同建立所谓“东亚新秩序”,互相“共同防共”、“善邻友好”、“经济提携”三原则,并暗示可以从华中华南撤兵,引诱国民党投降。抗日战争中日本对华政策的演变(五步)(1)“不扩大方针”烟幕和武力侵占平津。(2)“船津工作”和“陶德曼工作”与日寇进攻上海、南京。(船津辰一良郎)(3)“宇垣外交”和日寇进攻武汉、广州。(4)围剿解放区,巩固占领区,对国民党政府进行经济封锁,迫使其屈服;大力扶植汪伪汉政权,使其成为日本得力走狗;妄图把中国变成其南进基地。其中,围剿解放区是1941—1942年日本对华政策的中心。(5)进行灭亡前的垂死挣扎。1943年日本总方针是确保占领区的“安全”,以获得战略物质支援太平洋战争。作战主要对象仍是解放区,而重点在华北。(二)、汪精卫集团的投敌,汪伪政权的建立日本侵华政策的变化,引起了中国抗日营垒的分化。在日本诱降政策的刺激下,汪精卫集团公开投敌。汪精卫投敌的原因:过去有人认为汪精卫叛国投敌是汪蒋之间的个人倾轧,有人认为这是把复杂的历史现象简单化了。马克思说:历史人物的“动机不是从琐碎的个人欲望中,而正是从他们所处的历史潮流中得来的”。汪精卫出逃投敌的原因,必须从我国抗日战争时期的历史潮流和国内外错综复杂的矛盾中去探索。1、汪蒋之间的政策分歧,是汪出逃的主要原因。2、日本帝国主义的策动,是汪出逃的外部条件。3、汪的反动立场和世界观,是他出逃的内存因素。汪精卫是国民党副总裁、国防最高会议副主席。1938年12月18日,汪率其党羽周佛海、陶希圣等潜离重庆,飞抵昆明,次日逃往河内。同时,高宗武、陈公博等亦相继投敌。12月22日,按预定计划,近卫发表第三次诱降声明,12月29日,汪在河内就发表了响应近卫声明的“艳电”,为日本侵华辩护,建议重庆当局以近卫声明为根据,与日军进行“和平之谈判”。汪的投敌卖国,遭到敌后根据地和全国人民的批判与声讨,迫于全国人民的压力,蒋介石集团开除了汪精卫籍,但留有后路,未通缉。汪精卫叛国后的活动有:(1)首先与日寇勾结。1938年12月30日汪精卫与日本签订了卖国协定《日支新关系调整要纲》。此协定成为汪的卖身契。1939年4月,汪精卫本首相平诏订立了《汪平协定》。5月底,汪精卫日本寻求支持。(2)大小***合流。1939年5月,由河内转赴上海后,和南北大小***组织召开始密谋合流,进行权力分配。8月,在上海召开国民党六大,为汪上台制造“党统”和“法统”根据。9月,汪精卫同华北伪临时政府(1937年12月成立于北平)王克敏和华中伪维新政府(1938年3月成立于南京)头子梁鸿志会谈,达成五项协议。1940年1月,汪、王、梁等各派***代表在青岛会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