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档介绍：“破窗理论”美国斯坦福大学心理学家詹巴斗曾做过这样一项试验:他找来两辆一模一样的汽车,一辆停在比较杂乱的街区,一辆停在中产阶级社区。他把停在杂乱街区的那一辆的车牌摘掉,顶棚打开,结果一天之内就被人偷走了。而摆在中产阶级社区的那一辆过了一个星期也安然无恙。后来,詹巴斗用锤子把这辆车的玻璃敲了个大洞,结果,仅仅过了几个小时,它就不见了。后来,政治学家威尔逊和犯罪学家凯琳依托这项试验,提出了一个“破窗理论”。这一理论认为:如果有人打坏了一个建筑物的窗户玻璃,而这扇窗户又未得到及时维修,别人就可能受到暗示性的纵容去打烂更多的窗户玻璃。久而久之,这些破窗户就给人造成一种无序的感觉。那么在这种公众麻木不仁的氛围中,犯罪就会滋生、蔓延。“破窗理论”在社会管理和企业管理中给我们的启示是:必须及时修好“第一个被打碎的窗户玻璃”。我们中国有句成语叫“防微杜渐”,说的正是这个道理。“我心有主”有这样一个故事,说的是元代大学者许衡一日外出,因天气炎热,口渴难忍。路边正好有一棵梨树,行人纷纷去摘梨,惟独许衡不为所动。有人便问:“何不摘梨以解渴?”他回答:“不是自己的梨,岂能乱摘。”那人笑其迂腐:“世道这样乱,管他是谁的梨。”许衡正色道:“梨虽无主,我心有主。”“我心有主”,意味着一个人能够坚持自己的主见,恪守自己的操行,排除外界的干扰和诱惑,不为外物所役,不被名利所困,以求做到“一念之非即遏之,一动之妄即改之”。在现实生活中,有的人或追名逐利,或贪赃枉法,或晚节不保,最后落得身陷囹圄,悔恨终生,代价极为惨痛。究其原因,最根本的是由于没有坚定的理想信念,缺乏正确的人生观和价值观。相反,如果能做到“我心有主”,不人云亦云,不随波逐流,坚守精神家园,自然能够成就一番事业。“梨虽无主,我心有主”,这是一种准则、一种修养、一种境界、一种精神。把自己的位置放在最低处1775年6月,在波士顿郊区来克星顿和康科德的抗英战斗美国独立战争的序幕爆发后几星期,约翰·亚当斯革命领袖之一,后任美国第二届总统在费城召开的大陆议会上站起来提名乔治·华盛顿为大陆军总司令的候选人。后来,大陆议会一致投票赞成亚当斯的提名。然而,华盛顿是怎样面对“提名”的呢?当时年仅34岁的华盛顿“眼睛闪烁着泪花”,对人们说了这样一句话:“这将成为我的声誉日益下降的开始。”华盛顿在获得提名后,并没有陶醉于荣誉中,相反,考虑到的首先是自己与大陆军总司令所必须具备的条件之间的差距,以及不排除别人在背后议论、指指点点等。这就对他以后的工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所有这些都为他后来当选为大陆军总司令和荣任美国第一届总统奠定了人格基础。贝多芬的灵魂18世纪末的维也纳,是音乐气氛最浓的城市。在显赫贵族的客厅里,音乐表演成了一件高尚和时髦的事。所以贝多芬也就经常处在贵族及拥有各种头衔人物的包围之中,可他总是高高昂起他那狮子般粗犷的大头颅,从不献媚于任何人。一次,在利西诺夫斯基公爵的庄园里,来了几位“尊贵”的客人。这几个不是别人,正是侵占了维也纳的拿破仑军官。公爵为了取悦这几位来宾,便非常客气地请求贝多芬为客人们演奏一曲。但贝多芬断然地拒绝了。当公爵由请求转为要求的时候,贝多芬愤怒到了极点。他一声不响,猛地推开客厅的门,在倾盆大雨中愤然离去。回到住处,他把利西诺夫斯基公爵给他的胸像摔了个粉碎,并写了一封信:公爵,你所以成为一个公爵,只是由于偶然的出身;而我之所以成为贝多芬,完全是靠我自己。公爵现在有的是,将来也有的是,而贝多芬只有一个。正如贝多芬所言,由于偶然的出身,这个世界上的确有过无数的公爵。然而,历史最公正,时光最无情,当这些显赫一时的公爵一个个都灰飞烟灭,消失在历史的长河中时,贝多芬却没有从人们的记忆中消失。贝多芬没有高贵的出身,却有不朽的作品,正是它们,为贝多芬赢得了无尚的荣誉。要知道人民首肯的永远是那些让他们心悦诚服的高贵的灵魂。变革“马屁股的宽度”本报3月12日曾摘发一文,说美国铁路之间的距离恰恰是两匹并排战车的马屁股的宽度,因为铁路最初由造有轨电车的人设计,而设计电车的人是造马车的,代代沿革至此。同样是两匹马屁股的宽度,韩信就用得巧妙。那次与敌国作战,要经过一个险要隘口。敌军大将说,这条隘路容不下两马并行,韩信行必受阻,我们可以逸待劳,一举歼之。没想到韩信把两马一前一后拉缰,出其不意大败敌军。马屁股的宽度,成了敌军固守成规的败因。生活和事业中,常常会有“马屁股的宽度”在无形与有形中囿锢着人的思维。跳出约定俗成的框框,就会别有洞天。河南林县人修筑的红旗渠,30多年来一直是林县人民改天换地的丰碑与见证。解决了吃水和灌溉,但林县人没有拘泥于这种“马屁股的宽度”,他们进一步开发了红旗渠的旅游功能,间接创利上亿元。我们生活在一个变革的年代,有许多有待变革的“马屁股的宽度”,有待于重新认识。不可放弃的努力在由失败通往胜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