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档介绍：关于“当代”文学史学科建设的几点思考
葛红兵
一
关于“当代”文学史的命名。我认为应当命名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学史”。“当代”这个词的用法是有限度的,时间意义上的“当代”总是处于不断延绵之中,它是一个永远处于拓展之中的范畴,“当代”这个词的内涵有它的不确定性,需要不断地加以重新界定,同历史研究要求的确定性、常衡性比较有相当的距离,有人说“当代是没有历史的”,未尝没有道理,“当代”这个词本身具有一种反历史性。“当代”概念倾向于“当下”,强调的是世界的现实“发展性”,具有“展望”的色彩,历史研究则倾向于“过去”,强调的是世界的过去“完成性”,具有“回顾”的色彩。从另一个角度讲“当代”这个概念在文学史研究中也不可能永远这样无限制地使用下去,到了下个世纪,在文学史研究领域使用“当代文学史”概念,在词义上就不如今天用这个词那么明了无误,那时我们用“当代”似乎在相当多的时候必须指明“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
使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学史”的命名自然不是着眼于当下中国大陆地区文学的完成性,但是它和我们已有的诸如《唐代文学史》、《宋代文学史》是一样的,是要强调文学发展在一定历史时期的断代,同样一个大陆地域,在不同的时代流风主导之下,在不同的历史条件制约之下,它在文学发展上的断代特点。“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学史”首先是断代史,因此它必须充分重视“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学”在中华民族文学发展史上的历史断裂以及历史联系,这是“当代”文学史研究体现它的历史意识的一个极为重要的方面:写史就要将它放在历史中,放在文学史演变的长河中,重建文学史发展的历史联系,再现文学史脉动的时间序列。
同时“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学史”的命名还强调在世界文学之林中,“当代”中国文学发展的国别特征,这个“国别特点”的获得当然不是要将我们的文学史撰述的眼光限制在我们这个国别之内,我们治史就要将眼光放得更开阔一些,将它放在世界文学发展的大背景之中,通过比较更清楚地认识“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学史”作为国别史的独特性。我之所以强调“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学史”的命名主要原因就在于此。在世界格局中,当代中国走过了一条非常独特的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无论是政治,还是经济,抑或是文化都是如此,在文学方面同样也是如此。我过去从事“文学史学”理论研究的时候,过于重视文学史发展的内部动因,夸大了文学史发展的自律因素,是有偏颇的。治中国“当代”文学史就必须结合当代中国的实际,探索文学发展在当代中国独特的“这一个”的规律,我现在认为这个规律可能要在文学和政治的结合中才能找到。目前已有的“当代”文学史著作在作家论、作品论、批评论方面,在创作、批评、理论思潮梳理方面多有成绩,但是在当代文学史宏观视角、长时段规律研究方面尚存在严重不足。如何去发现制约中国“当代”文学史发展的潜在模式,如何去阐释笼罩中国“当代”文学史演变的深层范型,这是中国“当代”文学史研究今后必须着意的突破口。因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学史”不是当代中国文学创作的主题史、文类史、观念史、作家史……而是在更高层面上对这些进行俯瞰的综合史。
“当代”文学史研究中,台湾和香港区域的研究具有一定的特殊性。“当代”以来台港文学发展是在完全不同的体制和模式下进行的,和大陆文学有所不同。例如我们的当代文学发展在精神上和现代中国文学的联系主要体现在鲁迅、郭沫若、巴金、老舍等左翼作家身上,在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