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档介绍：孙亚范等:农民专业合作社制度安排对成员行为及组织绩效影响研究
时间:2012-11-19 18:00来源:《农业经济》2012年第4期作者:孙亚范余海鹏点击: 29次
摘要:利用江苏省的调查数据,通过结构方程分析模型,对我国农民专业合作社的产权安排、治理结构、利益分配制度对成员合作行为和组织绩效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进行了实证研究。结果表明,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各项制度安排相互作用,共同影响和制约成员合作行为与组织绩效; 社员所有的产权制度和民主控制的治理结构不仅对成员合作行为与组织绩效有显着的正向影响,而且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合作社利益分配制度的健全程度; 成员在惠顾、投资和参与管理方面的行为以及合作社领导人的“企业家”行为是影响合作社组织绩效的直接因素和重要因素。
关键词:农民专业合作社; 制度安排; 成员合作行为; 组织绩效; 结构方程模型
一、引言
合作社作为成员自愿参与的互助组织和特殊企业,成员之间的联合与合作是其有效运转的基础[1],只有成员愿意向合作社投资和持续惠顾合作社,合作社才能存在和发展。目前,我国农民专业合作社仍处在发展的起步阶段,组织内部利益关系松散、农户参与程度低和合作绩效不明显是普遍存在的问题[2-3].面临日益激烈的市场竞争,如何通过制度建设和机制创新,进一步激发农户参与合作的积极性和提高组织绩效,是加快我国农民专业合作社发展急需解决的关键问题。
合作社独特的制度安排及其组织绩效一直是西方农业经济研究领域的热点问题之一。相关研究表明,农民合作社的制度安排是影响成员合作行为和组织绩效的重要因素。Fulton 认为,当成员同质性较强、产权明晰和治理结构透明,并且不被少数人控制时,成员愿意投资和与合作社做交易[4];库克等对美国“新一代合作社”的研究也表明,澄清产权能够增强对社员投资的激励[5]; Cook、Vitaliano等认为,传统合作社存在着产权模糊和较高的代理成本,造成成员的“偷懒”和“搭便车”行为,影响合作社的资源配置效率[6-7]; 而Gentzoglanis 和Lerman 等的研究显示,合作社的经济绩效并不比投资者所有企业差甚至更好。[8-9]可见,合作社独特的制度安排并不必然导致组织效率低。
近年来,国内学者也开始关注我国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制度绩效问题。张梅等认为,组织自身因素、成员因素以及成员在利益分配和决策制定过程中的参与机制影响我国农民专业合作社的运营效率[10]; 马彦丽等指出,我国农民专业合作社存在双重的委托-代理关系,由于民主治理流于形式,造成对中小社员利益侵害和合作社整体价值损失[11]; 徐旭初等的研究表明,农民专业合作社的绩效与治理机制紧密相关,合作社的股权结构、牵头人情况和理事会结构对组织绩效都有较大影响[12].总体上,国内学者对于我国农民专业合作社制度安排与组织绩效之间关系的探讨还非常薄弱,现有文献普遍未将成员行为纳入实证分析的框架,关于制度安排对组织绩效影响的内在机制的研究明显不足。
由于成长环境和合作主体的不同,我国农民专业合作社具有与西方传统合作社不同的制度特征。
基于此,本文利用对江苏省205 个农民专业合作社的调查数据,对我国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制度安排、成员合作行为和组织绩效之间的关系进行实证分析,以进一步揭示我国农民专业合作社制度安排对组织绩效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
二、分析框架、模型设定及研究假设
1. 分析框架
农民合作社存在的根本目的是为分散经营的农户提供产前、产中或产后服务,增加农民社员的经济收入,这一组织宗旨和目标的实现要求成员在自愿的基础上共同出资、参与管理和稳定惠顾。因此,农民合作社必须建立相应的制度安排,对成员的积极参与和贡献提供持续的利益激励。国际合作社联盟指出,自愿和开放的社员资格、社员民主控制和经济参与是各种合作社的典型特征,社员经济参与原则强调了社员公平出资和合作社盈余按交易额返还社员以及资本只能获取有限报酬。[13]
合作社的成功主要依赖于成员对于合作社的利用而非投资规模的大小[14],按交易额返还盈余表明了合作社是真正代表社员即惠顾者利益的组织,这一制度有利于推动社员与合作社发展业务关系和扩大市场份额、增强竞争能力[15],合作社这种独特的分配制度是由其社员所有的产权制度决定的。根据现代企业理论,生产要素的所有权是收益索取权分配的依据,社员公平参股的产权安排将合作社的剩余索取权分配给了作为惠顾者的每一位社员,从而为社员凭借“惠顾额”参与盈余分配提供了产权依据。另一方面,索取权的实现还要依赖相应的控制权,社员民主控制意味着合作社的最终控制权掌握在社员手中,从而为惠顾者社员参与盈余分配提供了必要条件和权力保证。可见,按交易额返还盈余是合作社制度安排的核心,这一分配制度受其产权安排和治理结构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