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档介绍：劳动力流动对中国农村公共信任的影响
陆铭张爽* 陆铭,复旦大学经济学系、就业与社会保障研究中心和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研究中心,上海,200433;电话:021-55665303;E-mail: lumingfd@。张爽,美国康奈尔大学经济系, E-mail: ******@。本文曾先后在浙江大学、人民大学、武汉大学、韩国庆熙大学、法国巴黎第九大学、比利时鲁汶大学、美国康奈尔大学报告过,并参加过2006年“中国青年经济学者论坛”、2006年中国经济学年会、2006年当代劳动经济学国际会议、法国克莱蒙-佛朗一大的中国经济双年会(2007年10月)、复旦大学转型与发展双年会(2007年10月),作者特别感谢Albert Park、Gary Fields、e Jakubson、Kaushik Basu、孟昕、李宏彬、陈钊、封进、张军、Jimmy Chan、桂勇和刘春荣的评论。作者感谢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07BJL051)和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重大课题(07JZD0023)的研究资助。同时,本文也是上海市重点学科建设项目(B101)和复旦大学经济学院985创新基地的研究成果。本文的一个早期版本曾被全文抄袭并发表于《农业技术经济》2007年第1期,我们对抄袭者的行为表示强烈谴责。
摘要:本文基于微观数据考察了中国农村社区公共信任的决定因素,以此作为理解中国农村经济发展和社会变迁的一个视角。本文重点分析了劳动力流动对公共信任的影响,以社区其他成员的流动率作为本家庭的劳动力流动率的工具变量,克服了估计中可能存在的内生性偏误。我们发现:在中国农村,社区其他成员的劳动力流动会影响到本家庭的劳动力流动,并增加本家庭对于当地公共机构的信任,这可能是因为农村家庭在劳动力流动的过程中感受到了来自城市地区的歧视。本文同时还发现,社区层面的收入差距会减少公共信任,公共信任在市场化过程中会经历先下降后上升的U型变化轨迹。
关键词:公共信任、劳动力流动、收入差距、市场化
一、引言
中国社会在传统上属于低信任度的社会(Fukuyama,1995),正是因此,公共信任作为在一种长期互动中形成的社会资本是弥足珍贵的。社会学家Zucker(1986)提出的过程型信任是公共信任产生的重要模式,过程型信任与公共机构的等级有关。高等级的公共机构能通过一次或几次交易获得公共信任;而对于较低等级的公共机构,与个人的重复交易才能产生较高的信任度。本文研究的农村当地公共机构属于较低等级,因此公共信任是基于个人与公共机构工作人员的长期互动。
在中国农村由传统社会走向现代化的过程中,劳动力的大规模流动对中国农村社会形成了巨大的冲击。那么,劳动力的流动会不会影响到农村社会中的公共信任?对以上问题的思考和实证研究,不仅能让我们观察到农村公共信任在转型过程中的变化趋势,还能够为公共信任的影响机制提供证据,并以此为理解当代中国农村社会的变迁提供一个新的视角。
一项针对波兰的社会学研究(Sztompka, 1999)发现,在经济转型中,人们的公共信任经历了一个先下降再上升的过程。在转型前期,公共信任下降的重要原因在于人们在新旧体制的交替过程中面临着巨大的不确定性;而当转型取得了较为显著的成效时,人们对于公共机构的信任又会明显提高。在中国的转型过程中,公共信任会经历与波兰经验相同的变化吗?市场化又是如何引起公共信任的变化的?以上问题非常重要,但还没有得到研究者的足够重视。从理论上来说,市场化是中国农村传统社会所受到的一切冲击的根源,市场化将通过三个层面的作用机制来引起信任的变化,分别是:家庭层面的劳动力流动、社区层面的收入差距、以及宏观层面的市场化政策。本文将重点研究市场化在家庭层面的作用机制——劳动力流动对于公共信任的影响,但是,公共信任对于劳动力流动也会产生影响,在本文中,我们用社区其他成员的流动率作为本家庭的劳动力流动率的工具变量,克服了估计中可能存在的内生性偏误。我们发现:在中国农村,社区其他成员的劳动力流动会影响到本家庭的劳动力流动,并增加本家庭对于当地公共机构的信任,这可能是因为农村家庭在劳动力流动的过程中感受到了来自城市地区的歧视。本文同时还发现,社区层面的收入差距会减少公共信任,省级层面的市场化对于公共信任的影响则显示出和波兰的经验一致的U型曲线。
本文接下来的结构安排如下:第二部分从研究信任的经济学文献出发,对经济转型中的公共信任变化做了简要评论,并通过比较指出了本文的贡献;第三部分是数据和模型;第四部分是实证结果;最后一个部分是对全文的总结。
二、经济转型中公共信任的变化:基于文献的评论
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经历了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农村劳动力向城市的流动,这是中国市场化转型过程中最为重要的经济现象。研究劳动力流动对于中国农村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