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档介绍：黄仁宇认为,在中国早期的历史进程中,中国历史受地理因素影响很大,由于地域广大、四面临山,北方又有夷狄侵扰、旱涝灾害不断等这些因素迫切需要统一的国家进行调度才能生存下去。于是,导致了中国政治的早熟,即在技术还未成熟的条件下要管理一个力不能及的庞大帝国,因此在对付技术问题上,中央就只能囫囵应付,在管理上要么走捷径;要么逃避事实,以道德的名义盖棺定论。于是造就了适应此形势的“间架性结构”,黄仁宇也将之形象地称为“潜水艇夹肉面包”:下面是是遍布全国的均匀的农村组织,大而无当,上端是同样结构均匀但效率低下的官僚组织,中层相当简单,就以男女长幼尊卑这一套儒家的道德体系来代替法律,上下阶层的流动和联系就靠科举制度。遇到技术上繁复的地方,通通以道德的名义来处理。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在朝代覆亡时都归因于红颜祸水。       这样,整体机构的简单有效一方面维持了古代社会的稳定,另一方面却也限制了社会变化发展的空间。秦始皇统一中国以后,不待社会多元化就先以构成集权体制,汉以后的社会一方面不断加强中央集权,另一方面将儒家理论及相应的礼仪不断完善和宗教化,使之成为独当一面的有效的管理机构。总之,体制在日益完善的同时也在不断僵化。正如申时行所言,以道德的力量为施政的根本,关键在于防止坏事的发生,而不在于琐屑地解决问题,(《万历十五年》113页)造成政府外表庞然大物,其实不堪一击,低能,无效、成为历朝挥之不去的阴影。所以到清代,这一系统虽然使中国保持了长期的秩序与稳定,但是也使国家体制的弱点彻底暴露,因为它组织简单,效率低下,是既缺乏弹性又欠实力的政体,结构上的脆弱使之对外界的压力也缺乏抵御的实力,难以成为可资改造利用以增进民权或者转变为多元社会的桥梁。     在经济上,以小自耕农为主,所以它一直是直接向各个农户抽税,税收的基础极为广泛而又非常脆弱,使得国家的财政资源过于分离散漫,政府的实力以其能否向大批小自耕农征取粮食及人力为原则,造成经济上只有均平主义而无经理上之纵深,并且中国经济以农村中最落后的部门为基础并以之为全国的标准,是牺牲质量以争取数量,无意于国民经济多元化和商业的充分发展。作为政府本身对服务性质的组织与事业不感兴趣,更没有司法和立法的组织使经济多元化成为可能和现实。由于缺乏节省人力的动机,农具在长时期内没有显著增进仍然广泛使用。农村经济既缺乏地区间的联系,又没有各行业间的经营。政府筹措的办法,或是直接科敛,或是向下层加大压力,勒派额外捐输,增添不给报酬的工役。村民之间的遗传、婚姻、财产交割、殴斗纠纷等多由家族内部解决,虽然减轻了衙门的任务,却长期阻碍了民法的展开。北宋神宗时王安石提倡新法,企图以现代金融管制方式作为行政工具管理国事,但是当时社会发展尚未达到足以支持这项改革试验成功的程度,新法未能成功施行。到了明朝,洪武型财政过于迁就农村经济的****惯,使各地区勉强地凑合一致,背世界潮流而行,它无力扶助村镇工业和地方上的商业作进一步的发展,而且政府的中层缺乏经理能力,财政的实施缺乏强制性的管制工具,它的帐目也没有一个统一的标准,造成技术上的困难,在执行上愈到下端就愈加松懈,结果行政效率降低,各种水利工程年久失修,***行为无从抑制,灾荒不能适时救济,人民铤而走险为匪为盗,使一个朝代走向灭亡。在政治上,中国自秦汉以来的统一,就造成一种专制体制,可谓在政治上早熟,它缺少相互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