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档介绍：李鸿章的外交思想作为一个活跃在近代国际舞台近四十年的弱国外交家,李鸿章的外交思想无疑是相当复杂和十分丰富的,实非“投降”、“卖国”一类的贬词所能涵盖。在长期主持对外交涉事务过程中,李鸿章始终以1861年恭亲王奕沂等人奏准成为清政府对外关系最高原则“按照条约,不能稍有侵越,外敦信睦,而隐示羁縻”。为指导,并广泛吸收和发展了曾国藩、郭嵩焘等人阐述的“诚信”、“循理”外交思想的合理因素,努力将传统的儒家“和戎”思想应用于近代对外事务,力图寻求一个和平的国际环境,以保证国内现代化建设的顺利进行。由于传统的儒家“交邻”之术与近代外交理论格格不入,这就使得李鸿章的外交实践成效甚微。但他在复杂的国际环境下为寻求中国平等独立地位所作的理论探索及所进行的实践活动,在很多方面却具有开拓性,并值得我们借鉴。李鸿章外交思想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将内政外交紧密地联系起来。无论他在早期提出“委曲周旋,但求外敦和好,内要自强”,或是晚期提出“外须和戎,内要变法”的主张,都渗透了这样一种基本观点,那就是:“外交之道与自强之谋相为表里。”其寓意很清楚:第一,内政是外交的基础,一个制度健全、秩序稳定、经济繁荣和实力鼎盛的国家,才有可能在国际政治舞台上纵横捭阖,发挥其积极的作用。第二,外交是内政的延长,一国政府之所以能够经常性地与其他国家保持联系,并从其他国家的进步实况获得借鉴,或将不利的国际形势转变为有利的局面,缔结商约,发展贸易,都有赖于运用灵活而结构健全的外交。洋务运动1862年,李鸿章参与***农民起义,在此期间,李鸿章不仅建立了一支用西式装备武装起来的军队,还创办了一批近代军事工业。在引进西方设备进行近代化生产的实际操作中,他得出:“中国欲自强,则莫如学****外国利器。欲学****外国利器,则莫如觅制器之器,师其法而不必尽用其人。欲觅制器之器与制器之人,则或专设一科取士,士终身悬以为富贵功名之鹄,则业可成,艺可精,而才亦可集”,反映出其认识的深化。19世纪70年代出任直隶总督后,责任愈巨,视野愈阔,综观世界各国的发展,李鸿章痛感中国之积弱不振,原因在于“患贫”,得出“富强相因”,“必先富而后能强”的认识,将洋务运动的重点转向“求富”。同治十一年(1872年)底,他首创中国近代最大的民用企业——轮船招商局。先以朱其昂为总办,后以唐廷枢为总办,徐润、朱其昂、盛宣怀为会办。由此奠定了“官督商办”政策的基调。其后,在整个七八十年代,李鸿章先后创办了河北磁州煤铁矿(1875年)、江西兴国煤矿(1876年)、湖北广济煤矿(1876年)、开平矿务局(1877年)、上海机器织布局(1878年)、山东峄县煤矿(1880年)、天津电报总局(1880年)、唐胥铁路(1881年)、上海电报总局(1884年)、津沽铁路(1887年)、漠河金矿(1887年)、热河四道沟铜矿及三山铅银矿(1887年)、上海华盛纺织总厂(1894年)等一系列民用企业,涉及矿业、铁路、纺织、电信等各行各业。在经营方针上,也逐渐由官督商办转向官商合办,从客观上促进了近代资本主义在中国的发展。外交事件同治十年(1871年)七月二十九日,在办理完天津教案后不久,李鸿章代表中国与日本签订了《中日修好条规》,这是一个双方平等互惠的条约,但李鸿章从签约过程日本人的姿态中,看出日本“日后必为中国肘腋之患”。果然,十三年(1874年),日本出兵侵台,李鸿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