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档介绍：日本倍增计划下村主持的“倍增计划”独到之处在于,尽管是政府主导的经济计划,但计划落实重点放在促进民间企业的活力上。日本政府通过减税、降息等方式,以强有力的政策引导激发了民间企业和社会资本的投资热情。日本“倍增计划”的经验和教训《环球》杂志记者/冯武勇《环球》杂志记者/郭朝飞 1959年3月9日,时任日本财务大臣的池田勇人在《日本经济新闻》发表“我的月薪两倍论”一文。池田在文中提出,只要中央政府政策得力,在日本国民共同努力下,今后5到10年,日本人月薪翻倍甚至增至三倍绝非梦想。翌年年底,已经成为日本首相的池田勇人内阁公布了“国民收入倍增计划”,提出到1970年度日本国民生产总值翻倍的目标,从此日本经济进入高速增长期的黄金十年。实际上,日本经济增速远远超过池田当初的预期。到1970年度,日本国民生产总值为万亿日元,是原定目标值26万亿日元的近两倍。“国民收入倍增计划”的超额完成,不仅使日本在上世纪70年代跻身发达经济体之列,也对日本社会的方方面面带来了深刻而巨大的影响。回过头看,池田及其智囊团制定的“倍增计划”超越了狭义的“经济规划”范畴,而是一份改变日本社会形态的蓝图。战后经济的转折与任何一份社会发展大蓝图的诞生类似,日本“国民收入倍增计划”的产生离不开天时、地利、人和的完美结合。在“倍增计划”诞生的前夜,日本在政治、经济、社会等层面正在经历战败以来最激烈的转型。当时,岸信介内阁因强行通过新日美安保条约,日本各界反安保运动如火如荼,岸信介内阁风雨飘摇,于1960年7月黯然下台。时任通商产业大臣的池田勇人在随后举行的自民党总裁选举中胜出,接替岸信介成为日本第59代总理大臣。“正是由于之前岸信介内阁强行通过的日美安全保障条约,池田勇人内阁上台时,日本国内政治矛盾比较尖锐,各派政治势力斗争比较厉害。因此,池田勇人上台之后的当务之急是如何收拢人心。”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社会发展研究部巡视员、研究员林家彬告诉《环球》杂志记者,在这样的背景下,池田勇人提出了“国民收入倍增计划”,他想用这种办法把各方的注意力转移到经济上来。日本历史学家中村隆英在新版《昭和史II》中也指出,利用“倍增计划”这一经济政策,池田成功实现了国民融合,也是日本战后政治氛围的重要转折。经济方面,日本在经历和享受朝鲜战争等“特需景气”、“神武景气”后,到50年代末,高速增长势头已开始放缓。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中日关系史学会副会长冯昭奎向《环球》杂志记者表示,“1955年,日本经济基本恢复到了战前水平之后,日本经济学界出现了两种不同的声音,一部分人认为日本经济仍将保持高速增长,而另一部分人认为日本经济将减速。”当时日本经济学界的主流看法是:“特需”时代结束了,日本需要收缩投资和银根,以免库存过剩。1956年,日本政府在《经济白皮书》中有一句著名论断:“现在已经不是战后了”。这既意味着日本经济已经从战后废墟中走了出来,也暗示战后重建拉动的高速增长期临近尾声。因此,岸信介内阁晚期制定的“新长期经济计划”中,把今后几年的年均增长率调低到%左右。与这一主流看法针锋相对的是经济学家木村治。早在池田执掌大藏省时期,木村治就是池田经济智囊团“木曜会”的核心成员。木村治根据自己的研究成果——“设备投资的乘数理论”提出,日本正处于经济腾飞初期,民间投资意愿强烈,如果加以正面引导,今后年均增幅不会低于10%。木村1959年2月把自己的这一看法发表在专业经济刊物上,引来了包括“新长期经济计划”拟定者大来佐武郎、当时日本经济学泰斗一桥大学教授都留重人、日本央行调查局次长吉野俊彦等主流经济学家和政策制定者的围攻。池田1959年3月发表在《日本经济新闻》的“我的月薪两倍论”,其实正是对木村的一种声援。研究日本战后历史的不少著作指出,池田本人是“经济通”,他与木村的“完美组合”是催生“倍增计划”的关键因素之一。冯昭奎认为,随着战后日本经济的恢复,日本老百姓的生活水平也恢复到了战前水平。但是,当时和美国等西方国家相比差距还比较大,上世纪50年代日本人均GNP还不到美国的十分之一。因此,当时日本老百姓对生活水平也有了新的要求,这也是“倍增计划”的一个基础。“有管理的凯恩斯政策” 1960年12月27日,在经过长期酝酿后,池田内阁正式出台“国民所得倍增计划”,提出到1970年,“国民所得”,即国民生产总值从13万亿日元倍增至26万亿日元。“倍增计划”开宗明义指出,制定这一计划的目的包括:经济规模倍增,扩大就业达成完全就业,国民生活水平大幅上扬,国民经济和民众生活取得均衡发展。林家彬告诉记者,当时日本经济主要面临地区差距扩大、大企业与小企业的双重结构矛盾、劳资关系紧张等问题。因此,“倍增计划”特别强调,将通过农业现代化、中小企业升级、加大落后地区开发力度等缩小城乡差异、工农差异以及大企业和中小企业间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