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档介绍：西方悲惨毁灭的结局模式和中国和解团圆的结局模式,进行比较研究得出二者本质性的不同,并探讨造成中西方悲剧不同结局的重要原因,指出文化因素对中西方悲剧结局有着重大的影响,从而呈现出不同的审美特色。而在中国古代的戏剧理论中,并无“悲剧”一词,仅以“苦情戏”来表述之,于是中国有没有真正意义上的悲剧就成为国内众多学者争议的重点。其实,这种争论很大程度上是由中国悲剧大团圆式的结局模式造成的,对于哲学中保有“天人合一”思想的中国,更追求真、善、美的人文精神。但是对于西方的悲剧而言,则更多的是以不幸作为最终的结局,这和西方偏重于形而上的本体追问和求真的痛苦是有关联的,从而表现出人类与之抗争的奋斗精神,悲惨的结局有着悲剧的必然性,可这不代表大团圆的结局就一定是快乐祥和的喜剧,也不代表不幸的结局就一定是痛彻心扉的悲惨命运。恰恰相反,大团圆也可以是一种命运的捉弄,不幸也可以是另一种幸福的开始。一、悲惨毁灭———西方悲剧经典结局模式对于文学也好,电影也罢,一个没有结局的艺术作品是不完整的,虽能引发观者开放性的思考,但总给人一种难以言表的莫名感受。换言之,干净利落、寓意深刻的结局往往能形成强烈的冲击力,突显主题,让观者产生意犹未尽的回味和思索。西方古典悲剧就抓住了观者对结局特别在意的心理效应,制造出主人公悲惨的遭遇甚至是毁灭性的打击来刺激观者对作品印象深刻,久久不能忘怀。亚里士多德认为:“完美的布局应有单一的结局,而不是……双重结局。其中的转变不应由逆境转入顺境,而相反,应由顺境转入逆境。”正是西方古典悲剧惨痛结局的真实写照。《哈姆雷特》就是一典型案例。哈姆雷特最终是以悲壮的死亡而告终,随之化为乌有的还有他的敌人。在这部作品中,人文主义精神是通过一场毁灭性的斗争来得到升华的,从而彰显出人不可战胜的一面,让观者相信:人是一件多么了不起的艺术作品,有着高贵的理性、无穷的力量、端庄的仪表、出色的行动,凌驾于万物之上的神灵,犹如主人公一样,神圣而不可侵犯。类似的例子举不胜数,同样是用生命完结来证明斗争的西方戏剧之悲剧,在其概念和观念上,既有一定共性,又存在着较大个性差异。对于亚里斯多德的“摹仿”理论,中国戏剧似乎也有“摹仿”,但“摹仿”与亚氏的“摹仿”比较起来,中国更有自己的特点:主人公虽遭不幸与苦难,但更强调苦乐相间,苦尽甘来;悲剧情势从顺境转入境,最后还得从逆境转入顺境,所谓一波三折,终于“团圆”;由悲剧引起的情感,不仅有怜悯,还有快意,不太强调恐惧。二、悲剧人物的伟大与渺小悲剧的主人公问题,一向被认为是一个深刻的美学问题。悲剧是一种正面表现作者美的观念,尤其是表现社会美、性格美观念的艺术样式,悲剧主人公的形象也往往集中地反映了艺术家的审美理想,直接现了他们的正面典型人物的观念。在这一点上,中西方又是不同的。西方认为悲剧人物(主人公)应是名门望族或历史上的英雄人物,也就是“上流人物”,普通人不能成为剧中悲剧人物。亚里斯多德的《诗学》反复强调:“悲剧都取材于为数不多的少数家族的故事。”为数不多的少数家族就是贵族或望族或要人。而对于构成的悲剧行为,英国剧作家、批评家德莱顿认为“它必须是伟大的行为,包含伟大的人物,以使与喜剧相区别。喜剧中的人物是微贱的,行为是琐屑的。它们都强调悲剧人物应该是“上流人物”,只有“上流人物”的“悲”才有“悲”的意义,只有“上流人物”的逆境才可以构成引起人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