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档介绍：梅娘《蟹》梅娘日记五十年的思念篇一:梅娘《蟹》摘要:韦勒克和沃伦的《文学理论》将文学研究分为外部研究和内部研究。外部研究侧重文学与时代、历史、社会的关系,包括作家研究、文学社会学、文学心理学等文学和其他学科关系的研究。而在作家研究中,对作家的交游研究可对文学文本形成注解,有助于打开研究视野,从侧面了解作家的精神生活和心理状态,分析作家创作的动机。本文通过梳理作家梅娘与赵树理之间的交往经历,分析不同语境和政治背景下二人思想的差异,旨在提出这份友谊对梅娘极其创作的影响。关键词:梅娘;赵树理;沦陷区文学[中图分类号]:i20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2-2139(2016)-23-0-021、梅娘20世纪80年代起,学术界对沦陷区文学研究的兴起,带动了对北方沦陷区女作家梅娘的研究。1990年,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的《中国新文学大系?短篇小说卷:1937―1949》第4卷,收入了梅娘的短篇小说《黄昏之献》。由于《中国新文学大系》在中国现代文学学术体制中的特殊地位,该书系把梅娘等沦陷区作家纳入的意义,还是有所不同的,具有指标性。[1]梅娘,原名孙嘉瑞,祖籍山东招远。1920年出生于海参崴,自幼在长春长大。梅娘自幼聪慧好学,十岁时就考取了吉林省立女中初中一年级的插班生。入学考试,一篇洋洋洒洒的五百字作文――《话振兴女权之好处》震惊四座。“九一八事变”爆发,梅娘辍学与家人旅居外地。于1935年回到长春,随即考入了吉林女子师范高中部。女高国文教师孙晓野看重梅娘,将她高中时候的习作集整理成册,取名《小姐集》,助其出版。《小姐集》出版,将梅娘推入满洲国文坛。之后梅娘父亲去世,她东渡日本求学。在日本期间,梅娘吸收了大量的文学养料,也收获了爱情。在日本的内山书店,她意外地读到了许多在东北被列为禁书的中国新文学作品:郁达夫、茅盾、郭沫若、王统照、邹韬奋、朱光潜、萧红、萧军,她甚至还读了鲁迅的几乎全部创作和译作。也是在内山书店,她遇到了同是在日本求学的柳龙光,二人不顾家里反对,1937年结婚。1942年回到北平定居。梅娘在隶属武德报社的《妇女杂志》任编辑。在北平期间,梅娘的创作达到巅峰,最有代表性的是水族系列小说《蚌》、《鱼》、《蟹》。1949年,梅娘丈夫柳龙光在太平轮海难中不幸逝世。而此时身在台湾的梅娘,拒绝了台湾和日本大学聘其任教的邀请,毅然决然回到祖国北京。据梅娘自己回忆说,柳龙光是执行中共北方地下党负责人刘仁派给他的任务,到台湾去说服一个内蒙王爷投降,在从上海又返台的时候罹难。但并没有历史资料可以证明柳龙光的身份和行动,所以留下了一个历史谜题。然而,梅娘回到北京后,首先找到的就是刘仁,在刘仁的安排下,梅娘加入了由赵树理任主席的北京市大众文艺创作研究会。2、赵树理与北京大众文艺创作研究会赵树理,是现代文学史上非常杰出和特殊的作家。他是抗日民主根据地和解放区土生土长的作家有地道的农民气质,能自然自在地写出真正为农民所欢迎的通俗乡土小说,他成功的开创了大众化的创作风尚,代表了40年代解放区文学创作的最高成就。[2]他的中篇小说《小二黑结婚》,讲述了解放区新一代青年男女自由恋爱的故事,并揭示了农村中旧习俗和封建残余势力对人们道德观念的束缚,以及新老两代人的意识冲突与变迁。周扬曾经评价,说他是“一位具有新颖独创的大众风格的人民艺术家”。[3]1941年,赵树理同王春、林火等人发起成立通俗化研究会将文学作品通俗化作为其努力方向。毛泽东发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使文艺通俗化、大众化成为主流。这更坚定了赵树理将此路走下去的信心。创作了《小二黑结婚》、《李有才板话》等口语化、通俗化的小说作品。1949年共和国成立,北京成了文艺界人士的汇聚地。1949年10月15日,成立了北京市大众文艺创作研究会,赵树理为主席。在不到一年的时间内大众文艺创作研究会就发展壮大,编辑出版了《说说唱唱》月刊和《大众文艺通讯》双月刊,出版多种大众文艺丛书,发表文字240多万字。[4]而梅娘与赵树理之间的特殊情谊也从这里起始。3、梅娘与赵树理梅娘在文艺创作研究会创办的杂志《说说唱唱》做编辑,二人接触不多,但赵树理却给梅娘留下了颇深的印象。赵树理并没有像其他人一样,将从伪满洲国文坛成名的梅娘排斥在外,反而十分热情的接待她,称她为“同志”。这让梅娘感激不已,终生难忘。1952年,梅娘调入中国农业电影制片厂做编剧,由于要写一个有关农村合作化运动的系列电影脚本,梅娘于1952年春季来到山西省平顺县川底村体验生活。凑巧的是,当时赵树理也在这个村子体验生活。赵树理和村妇女主任一起接待了他,这让梅娘喜出望外。“老赵,和我在北京大众文艺创作研究会接触时一样,微微地笑着,神态诚挚又怡然。我高兴极了,相信他会在以后的共处中给予我众多教益,他一向的坦诚将使我毫无疑虑地吐露心曲。”(梅娘,《回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