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档介绍：:..对汉学论著翻译规范的探讨中国学世界化是中西文化交流进入更深层次的表现。对世界范围内汉学研宄论著的关注、介绍乃至翻译,正是所有人文学者不能回避,且应积极参与之事,如此方可预学术之流。近些年伴随着《世界汉学》、《法国汉学》等专刊,海外中国学论著等丛书的相继出版,一批位于学术前沿的,用新理论、新方法重新整理和审视中国传统文化的国外研宄成果开始得到相应地重视和有系统地引进,借此“翻译”之桥,中外学者关于“国学”诸种问题的讨论有了质的飞跃。但伴随着这种交流,“汉学论著翻译”作为一种不同以往的翻译的新内容,面临考验,有进一步探索的必要,一些在翻译过程中出现的问题亟待解决。在我看来问题出于两方面:一,汉学论著翻译著作既非文艺作品,也不是科技论文,但它兼具艺术性和科学性。对它的翻译要求译者的专业功力和外语水平同样不凡。而目前我们的一些译者往往偏重一面,或者满腹经纶但译文晦涩,全失原作的风格;或者行文流畅但疏漏百出,使原意走样,不免贻笑大方由于这项工作方兴未艾,既缺乏经验的累积,又尚未形成一定的规范和原则,因而出现翻译作品的水平良莠不齐,译、校等编辑、出版流程较为混乱等问题。以下就我所见汉学论著翻译作品中的一些情状,尤其是审读美国学者施坚雅主编《中华帝国晚期的城市》一书的中译稿时发现的一些问题,谈谈自己对翻译原则和规范的理解。。汉籍本身浩如烟海,文化内涵又广博精深,海外学者对它的征引宛若随意采撷,典故难寻;对它的解释或体认有时推陈出新,有时又似是而非,因此译文难于处理。所以文化上的,包括汉文人名、中文史料、历史背景的还原就成了首要问题被提了出来。汉文人名的还原。例如江苏人民出版社“海外中国研宄丛书”中马克斯•韦伯所著《儒教与道教》一书在描述汉代儒士反对司马迁的重商思想时,把反对者“PenPia0”译为“彭彪”(第193页,注2),但实际上此人当为“班彪”。又《从理学到朴学中华帝国晚期思想与社会变化面面观》(艾尔曼著,赵刚译,江苏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18页,倒数第1行:“储同舒(音译,Ch’uTung-Tsu)《清代中国地方政府》,斯坦福大学出版社,1973”。此处把“Ch’uTimg-Tsu”误译为“储同舒”,实际应为中国著名的社会学、历史学专家,著有《中国法律与中国社会》(中华书局,1947年)一书的“瞿同祖”先生。商务印书馆翻译出版的法国学者勒内•格鲁塞的《草原帝国》(1998年)一书中第172页有语:“可敦尽管还保留着这些野蛮的生活风俗,但她很信任中国大臣汉延惠,后者使契丹人开始走向文明。”文中“可敦”即指辽国萧后,那么中国大臣当为“韩延徽”,不知译成“汉延惠”的史料来源是什么?又如《中华帝国晚期的城市》原文页765,注9,VillageandtownlifeinChina(《中国的城乡生活》)著者为和。此处的原著者显然是中国人名的简写,译者仅译为(郎)。笔者作为此书的责编之一先查到《中国的城乡生活》的英文版,著者的全名写成T\’aoLiKung和LiangYu-kao。又阅读此书的《序言》得知,两人均为留学英国伦敦大学的中国学者,此书是从人类学的角度分析中国的社会生活。此书出版之后,T\’aoLiKung回国任教,而LiangYu-kao则留在英伦。\’aoLiKung己回到本国,那么《社会科学大辞典》中应该有其一席之地。果然T\’aoLiKung即是中国社会科学家北大著名社会人类学教授陶孟和(陶氏字以行,1888—1960年)的原名“陶履恭”的音译。查找LiangYu-kao更加困难,因为其始终旅居国外,本国很可能没有介绍他的专文。只好仍以陶氏为线索,终于在多卷本的辞书《北大人》中查到《中国的城乡生活》另一作者LiangYu-kao的中文名为“梁宇皋”。类似情况还有何兆武、何冰两位先生所译狄百瑞《东亚的文明五个阶段的对话》(江苏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41页,文下注②:“见于君芳《Chung-fenMing-pen与禅》,载陈学霖与狄百瑞编《元代思想:蒙古统治下的中国思想与宗教》(纽约: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1982年)”。此处未译的“Chung-fenMing-pen”应为元代禅师“明本(字中峰)”,英文遂写成“中峰明本”。有关资料可参考《元故天目山佛慈圆照广慧禅师中峰和尚行录》和《天目中峰广录》。(见《碛砂藏》589-591册;或参见《天目明本禅师杂录》三卷,《续藏经》2-27-4,商务印书馆,民国初年。)同人名的还原一样,中文书刊名称的还原也需要谨慎核对。如《中华帝国晚期的城市》中译者把“TsingHuaJournalofChineseStudies”译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