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档介绍：从温州723事件谈公共危机管理体制提速并非数字加减,而应服膺乘客安全。那一组报道中,我们传递了中国铁道科学研究院首席专家黄强的预测:“到20XX年,坐火车像坐公交车一样随到随走,基本上每个人想上哪儿就上哪儿。”因为三年内,,建设“四纵四横”的客运专线,实现客货分离,在这“四纵四横”上,人们几乎可以畅通无阻。直到7月23日,直到甬温线上的两百余伤亡,我们知道了,高铁上的中国,沉重如斯。提速并非数字加减,而应服膺乘客安全。发展并非财富累积,而应服务民众福祉。当人们指责那个上级的“死命令”,从头学起、不识德文的李东晓必须在10天内把第一列时速350公里的动车组开回北京,当人们指责一篇报道的作者小视德国专家迈克斯强调安全的严谨和倔强,我们也要反躬自问:难道这种现象仅仅存在于高铁一域?围绕在我们身边的,难道没有各种上升数字的焦躁?盘桓在我们内心的,难道没有重价格轻价值、重数量轻质量、重结果轻方法的虚浮?难道我们都没有过忽略精致谨严、追求大干快上?任何机器,都只不过是个辅助系统,它只能作为参考。机器总有盲点,只有人,才应该是主导。7月27日,国务院总理温家宝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对“”甬温线特别重大铁路交通事故遇难者表示深切哀悼,会议要求“调查处理工作要公开、透明,结果向社会公布,给人民群众一个真诚负责任经过调查和实验,动车信号技术和设备可以说没有问题,最大的问题是人员和管理的问题。同样的设备在别的地方也在用,都没有出现故障。原来一直说事故是技术问题,但现在不是技术问题,而是组织管理问题。设备坏掉了,人工操作也出现了问题,这些都不是技术的问题,主要是当地管理部门的问题,那么好的设备交给他们没有好好管理和使用,造成设备坏掉了。设备坏了之后,人工操作也出现问题。同样的设备在别的地方也在用,都没有出现故障。当时7分钟雷击了100多次,历史上是没有的,这是一个方面。但组织管理问题是主要问题,整个管理体制和观念都有问题。客观地说,第一,我国在应对危机管理方面尚未形成一个全面系统地制度性框架,原有的危机对策实践还主要局限于针对战争及国内政治安全领域,在自然灾害尤其是突发性灾害的应对方面尚存在一些问题,政府的危机处理能力也有待进一步提高。第二,我国的危机管理仍然是运动式而非自动化的。当危机爆发时,临时成立一个班子,采用政治动员方式搞人海战术,而且强调不惜一切代价在短期内控制危机。由此而使得在危机处理过程中出现严重的沟通不畅,协调不一致及处理速度过慢等问题。第三,危机意识淡薄,公众大多缺乏危机发生时的自救能力和基本常识;政府缺乏系统的战略和政策规划,组织化保障体系和信息沟通机制不健全,财政资源配置不合理;系统化、制度化的教育与训练机制不健全,法制缺失等,这些都是我国公共危机管理机制中存在的明显问题。发现问题的目的在于解决问题。为此,我们需深入探究这些问题背后的根源方可做到标本兼治,把一切可能的危机消灭于萌芽之中。在当今“小政府,大社会”的背景下,政府能力的制约亦使得公共危机管理的难度加大。而公共危机的多样化使得对其的应急时刻处于备战状态,经济的发展、人口的增长又使得危机带来的损失进一步加剧。同时,整个社会,包括政府、企业与社会组织、人民之间缺乏协作配合机制,这也直接导致了我国公共危机管理中诸多问题的产生。具体原因分析如下:第一,思维意识或认识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