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档介绍：四个世界——语言世界、物理世界、文化世界、心理世界,零度和偏离,显性和潜性八大概念,和一条最高原则——得体性原则;学派同仁把这概括成为“三一语言学派”的学术思想体系。任何一种学派不是凭空想产生的,是沿着继承、发展和创新的道路逐步发展形成的。继承,是汲取前人先进的学术思想和优秀成果;发展,是推陈出新,对前人研究的成果加以改造,使之适应现代社会的需求;创新,是提出新理论、新方法,解决当前和今后一定时期面临的新问题。继承是基础,发展是动力,创新是目的,对于一个新兴学派来说,三者缺一环不可。以王希杰为代表的“三一语言学派”就是沿着这个方向稳步前进的。王希杰师从我国语言学宗师,南派开创人方光焘教授。学人们认为,王希杰的语言学理论是继承、接受经过方光焘改造后的德•索绪尔语言学思想发展起来的。这话总的说来不错,但具体说到他从索绪尔那里接受了语言是音义结合的符号系统理论,从方光焘那里接受了言语没有阶级性的观点,这就太简单化甚至是误解。我们知道,人称索绪尔语言学说是“哥白尼式”的革命,是因为他的语言观和方法论与传统语言学截然相左,为理论语言学的建立和现代语言学的发展开辟了新路。但是,索绪尔语言学说又存在诸多矛盾以致被人误解,引起后学者不同毁誉。方光焘毕生致力于索绪尔语言学说研究,对索绪尔的语言观和方法论进行了全面、系统地批判、改造和发展,推动中国现代语言学的建立,促进汉语研究科学化和现代化起了重大作用。(2)对于王希杰“三一语言学”思想,我已写了一篇《王希杰对索绪尔学说的发展》(3)拙文,现再作一些简要概括和补充,从而可以看清从索绪尔到方光焘再到王希杰的学术继承、发展和创新的道路。新中国建立以来,中国共产党繁荣学术的方针就是“百家争鸣”,这里所谓“家”,就是学派的另一种称谓。真理愈辩愈明,只有勇于争论,才能接近真理。可是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百家争鸣”成了一句骗人上当的口号。跨入新世纪的中国党和政府提出民族复兴、建立和谐社会,成立学派,开展学术争鸣,是时代的需要,学人的期待。今天的学派应以和谐为理念,对于非我学派的一切先进学术思想、理论、观点和方法都应借鉴吸收,不以派废言;对学派内同仁超出同道的认识,容许共存研讨,不因言废派。借用一句古语来说,我们的学派应该本着“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的理念弘扬光大。顺便说一句,陈炯主张叫做“江苏学派(就修辞学而言)”。自改革开放以来,江苏修辞学界同仁为中国修辞学的发展和繁荣做出了重要贡献,这是人所共知;以地区命名学派也早有先例,这都是可以理解的。我个人认为,学术思想是没有疆界的,以省区命名,似有画地为牢之嫌,再加注“修辞学”,亦有自轻之感。我以为,一个学派首先是由少数先行者的学术著作引发的,其学术思想具有承前启后的底蕴,能够吸引同行者自觉地追求探讨;先行者具有博大的学术胸怀,能够团结吸引同行者沿着他的学术轨迹,开发共建,向前推进。现代语言学之父德•索绪尔和当代形式语言之宗诺姆•乔姆斯基开创的语言学派似乎都可以这样来认定。“三一语言学派”首先是王希杰的《汉语修辞学》引发的,在相继出版的《新论》、《通论》和他发表的文章中,对“四个世界”、“零度和偏离”、语言的“显性和潜性”作了深入论述。与此同时,还有于根元、周洪波对新词新语的潜性开发。通观王希杰的著作,他没有自封什么学派,也没有自提“三一”理论或学术思想。现代近乎公认的所谓“三一修辞学”或“三一语言学”,是当代一批有眼力、有才华的语言学者从王希杰的著作中提炼出来的核心思想形成的。据此可以说,“三一语言学派”是以王希杰为代表的、拥戴并沿着他的学术思想轨迹不断探索的一批学者(首先是前列文集的主编和一些专论作者)共同创建的。现代中国要不要提倡学派?陈炯说得对:“第一,‘学派’不是‘帮派’,学派是学术观点相同或相近且学术上有建树的一个学术群体;‘帮派’是拉山头、排斥他人而不专心做学问的学术小山头。第二,提倡形成学派,有利于促进我国修辞学的发展,《清晰阐释》是理论哲学中的里程碑,正如《正义论》在1970年代早期成为实践哲学的里程碑一样。布兰顿对分析的语言哲学中错综复杂的讨论驾驭自如,终于成功完成了在语言哲学中的系统规划,而这项规划已由其他哲学家勾勒出来;[1]当然,布兰顿在其探究的重要细节中,也始终未曾忽略激发这项工作的远见卓识。布兰顿的工作之所以能够出类拔萃,要归因于思辨冲动和持久耐力在他身上的罕见结合。正是这种结合,才历尽艰辛,在形式语用学与推理语义学之间实现了富有创新性的关联,清晰地阐明了自我理解——它虽然已有传统可资利用,但也需要更新。布兰顿运用复杂的语言理论这一工具,令人信服地成功描述了这样的实践活动:在其中,有言行能力的主体的理性和自律被表现出来。  布兰顿为康德式的有限心智观提供了新的语用学语汇,将概念解放出来,而概念既在独立于它的世界的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