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档介绍：有副对联这样概括曾国藩的一生:“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为师为将为相一完人。”“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是中国古代知识分子追求的一种最高理想境界。“立德”和“立言”于曾国藩而言,以他的个人努力及发展情形来看,这些似乎都不在话下。唯有“立功”一项,只有帮助清廷剿灭太平天国起义,曾国藩才有可能做到集治身、治学、治家、治世、治政、治军于一身,从而达到为师、为将、为相的所谓“完人”。从某种角度与意义而言,是太平天国起义“成全”了曾国藩。一历史往往有着许多的机缘巧合。咸丰二年(1852年)六月,曾国藩被朝廷派往江西担任乡试主考官,并获准考试结束后可回乡探亲。当他行至安徽太和县小池驿时,接到了母亲江氏已于一个多月前去世的消息。清廷强调“以孝治天下”,要求官民“移孝作忠”。于是,回乡守制压倒朝廷公务,曾国藩立即换服奔丧,由九江改道西上。行至武汉,得知太平军正猛攻长沙,他便从岳州(今湖南岳阳)上船改走旱路,取道湘阴、宁乡,经过近一个月的旅途颠簸劳顿,好不容易回到故乡白杨坪。这段非同寻常的奔丧经历,使得长期处于和平环境中的曾国藩对战乱有了亲身感受,对太平军的排斥异教、捣毁孔庙、焚烧书籍等文化虚无主义产生了切肤之痛。就在曾国藩回籍守制的短短几个月之内,太平军势力迅速扩大,兵锋所指,各地清军或一触即溃,或望风而逃。他们占岳州、取武昌、下南京,攻城略地,如入无人之境,大有席卷全国之势。朝野一片惊慌,咸丰帝清醒地认识到,清廷所倚重的国防力量——八旗、绿营,早已不堪平叛重任,不得不加强兴办民间团练的力度。所谓团练,又称乡兵、练勇、乡团、民壮等,是地方乡绅自行筹办的临时性武装组织。作为正规武装的一种补充,团练负有守卫家乡故土之责。正是在这种情形之下,丁忧在家的曾国藩接到一份清廷让其帮办湖南团练的谕旨。作为一名科举制度的受益者、清廷器重的政府官员,***太平天国运动,恢复封建道德伦理秩序,是他的职责与义务所在。然而,作为一介书生,要他马上转换身份带领一群以农为业的普通乡民,与清廷正规军都难以对付的太平军拼搏,其结果只要稍稍想想,就会让人心惊胆战。于是,曾国藩写了一份奏疏准备请辞谕旨。没想到奏疏正待发出之时,好友郭嵩焘受湖南巡抚张亮基委托,从省城长沙匆匆赶赴曾家,力劝曾国藩出山:“今不乘时而出,拘于古礼,何益于君父?且墨绖从戎,古之制也。”曾国藩“本有澄清天下之志”,郭嵩焘的一番话也对他触动很大,但奏疏已拟,碍于面子,一时难以改变主意。郭嵩焘见他犹豫不决,又搬动其父曾麟书出面劝说。如此一来,曾国潘心头的所有疑虑涣然冰释——既可保全桑梓,又属遵循父命,可谓忠孝两全也。中国近代历史的汹涌河流,也因曾国藩这一人生的重大转折,拐了一个大弯。咸丰帝当时令其兴办团练的在籍政府官员共100多人,只有三人戴孝任命,可见敢于任事者少之又少。曾国藩能够脱颖而出,自然不排除偶然的机遇与幸运,但更多还是在“人为”——他的确有着不同于常人的超越之处! 曾国藩在京任官13年,不仅“饱更世故”,且视野自比一般人更为开阔,谋略也高于当时的普通政客。出任湖南团练大臣后,他认为必须对团练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将过去不离家园、不离生产、不食于官的地主武装改编为离开故园、脱离生产、“粮饷取诸公家”的职业兵,才有可能收到与太平军一决雌雄的效果。在巡抚张亮基的支持下,曾国藩将湖南各地的团练齐聚长沙,改为官勇,统一管理,完成了“募勇成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