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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8月16日星期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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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晋商的兴与衰]
明清两代,无论商贸资本还是金融资本,在中国十大商帮中,晋商都独占鳌头,并左右着中国经济命脉的运转,一度曾支撑着清廷的统治。晋商不仅开创了东渡日本、北达俄蒙、西越天山、南抵东南亚诸国开展外贸的辉煌历史,山西票号一经产生,更是迅即汇通天下,利赖九州。然而,正当晋商在中华大地称雄之际,英、法、美、德、俄、日等国的资产阶级已完成了人类划时代意义的产业革命,它们并不以晋商意志为转移地将晋商拖进了世界经济大市场的竞争中,使晋商很快惨败出局,缩回山西,一蹶不振。晋商的成功和失败,给后人留下了许多值得借鉴的经验和教训,至今人们仍然在为这段历史而深思。
晋商的兴起
明初,为防御蒙古侵扰,明统治者在东起鸭绿江、西至嘉峪关一线,先后设置了辽东、宣府、大同、榆林、宁夏、甘肃(在张掖)、蓟州、太原、固原等九个军事要镇,并在此一线陈兵十万,秣马三四十万。“九边重镇”,山西有二。山西北部的大同、左云、偏关等地组成的塞北防线,更是地处要冲,配置重兵,加以戍守。由于军事的需要,山西北部形成了一个高额消费区。于是,山西的商人、地不足耕的和破产的农民,蜂拥而至,为戍边将士操起贩运各种生活必需品的生意。为解决军粮,洪武三年(1370)颁行的“开中法”、弘治五年(1492)颁行的“开中折道”制,更加刺激了为数众多的山西人走上了商路。
所谓“开中法”,即:凡供应军粮的商人,都发给“仓钞”(政府为实行食盐专卖而印制的一种钞票),凭仓钞领取“盐引”(贩卖盐量的凭证)。因贩盐有厚利可图,晋商遂竞相向驻军供粮。所谓“开中折道”,即:不供军粮的商人,只要向盐运司或盐课提举司缴纳银两,也能领取盐引。这样,山西在明代便涌现出了一批靠贩粮贩盐发家致富的大商贾,散见于各类史籍的有蒲州范世逵、洪洞李映林、临猗阎天杰、太原阎居暗、大同薛氏和李氏。而最闻名的有以商发家,其后成为官商结合家族的蒲州张四维家族,张四维明朝万历隆庆年间曾任吏部右侍郎、内阁大学士,其父张允令、其弟张四教皆为足迹半天下的大盐商;还有蒲州王崇古家族,王崇古官居宣大总督,其父王瑶以商起家,其伯父、其兄皆为大盐商。此外,还有平阳的亢嗣鼎,明末清初已成平阳首富,人称“亢百万”,家用藏粮之仓廪多至数千,当地有“上有老苍天,下有亢百万,三年不下雨,陈粮有万石”之说。到康熙年间,亢氏已成为两淮盐商中富可敌国者。亢氏在小秦淮建有“亢园”,临河建屋一百间,人称“百间房”。又在扬州建有“亢家花园”,扬州瘦西湖即在此基础上扩建而成。
从明朝中期开始,山西经商之风渐已形成,经营各种商品的巨商大贾都已涌现出来。大粮商、大盐商们也都扩大了经营范围,凡社会生活必需品,只要有利可图,无不操持。山西盐商活动的范围,弘治以后,已从河东池盐所在地扩展到两淮、长芦、四川、福建等主要产盐地,渐与徽籍盐商成为垄断全国盐业运销的两大商业集团。明代已有山西“豪商大贾甲天下,非数十万不称富”之说。利用贩粮贩盐的积蓄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