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档介绍：对荆轲刺秦王的不同评价北宋苏洵非议荆轲之行曰:“始速祸焉”。南宋鲍彪为《战国策》作注说:“轲不足道也。”朱熹认为“轲匹夫之勇,其事无足言”。但肯定荆轲的人更多,第一个是司马迁,《史记·刺客列传》结尾说:“其立意较然,不欺其志,名垂后世,岂妄也哉。”左思的《咏荆轲》称颂他“虽无壮士节,与世亦殊伦”,“贱者虽自贱,重之若千钧”。陶潜说他“其人虽已没,千载有余情”。近代龚自珍赞扬他“江湖侠骨”。评者大都认为,荆轲虽不懂得以一人之力难以挽狂澜于既倒的道理,也不懂得秦帝国的统一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但他不畏***,不怕牺牲,在国家多事之秋挺身而出、不避艰险的精神和气概还是值得称道的。刘伯承将军挽叶挺诗“勒马黄河悲壮士,挥戈易水哭将军”,未尝不含褒荆轲之意。当年唐雎当廷怒斥秦王时曾经说:“夫专诸之刺王僚也,彗星袭月;聂政之刺韩傀也,白虹贯日;要离之刺庆忌也,仓鹰击于殿上。此三子者,皆布衣之士也,怀怒未发,休祲降于天,与臣而将四矣。”(《战国策·魏策》)荆轲是春秋战国时代有名的四大刺客之一,但专诸、聂政、要离的行刺纯属“士为知己者死”,而荆轲则基本上不是为一己之私而是为“国家大事”。《荆轲刺秦王》简说邱少华《荆轲刺秦王》这个历史故事,出自《战国策·燕策》。司马迁作《史记》,把它收入《刺客列传》,并别采异闻,对荆轲的身世经历作了些补充,说他是卫国人,卫人谓之庆卿,好读书击剑,以术说卫元君,卫元君不用;还写了他两件小事,一次“与盖聂论剑,盖聂怒而目之。”又一次“鲁句践与荆轲博,争道,鲁句践怒而叱之。”两次都是荆轲忍让退避了。看来,这是一个有头脑、有见识、也很理智的人,并非意气用事、一味争强好胜之徒。司马迁的这些补充,虽稍嫌简略,对我们了解荆轲其人,却很有用处。在春秋战国至秦汉之间,出了一些很著名的刺客,都是不怕死、不要命的角色。我认为,不妨简单地把他们分成两种类型。其行刺的动机基本上出于单纯的报恩思想(所谓“士为知己者死”)的,算做一类,如刺赵襄子的豫让,刺韩傀(《史记》作“侠累”)的聂政。其行刺的动机基本上不是一己之私,而是所谓“公义”(比如说国家之事)的,算做一类,如曹沫劫齐桓公于盟坛之上,“桓公乃许尽归鲁之侵地”(《刺客列传》),张良“悉以家财求客刺秦王,为韩报仇。”和他的力士以大铁椎“狙击秦始皇帝博浪沙中,误中副车。”(《史记·留侯世家》)无论事之成(曹沫)败(张良),其精神或有可取之处。荆轲如何呢?我想可以归入曹沫张良一类。故事发生在公元前二二七年。这时候,秦国大军大举东进,所向披靡,山东六国风雨飘摇,朝不谋夕①。燕太子丹面对这个严重局势,深感力绌计穷。军事政治外交诸般手段大概都难救燃眉之急了,又不愿意坐待灭亡(难道他应该坐待灭亡么!)终于想到了行刺。他想得很天真:无论是生劫或刺死秦王,都可以使大局顿时改观。其实,这只不过是没有办法的办法,存侥幸于万一罢了。荆轲说:“此国之大事,臣驽下,恐不足任使。”除了一般的谦让和点出任务的艰巨性以外,把行刺看成“国之大事”这一点最重要,它说清了荆轲对这个计划的思想认识,强调了行为的根本目的和这个目的的正义性和严肃性。②为了取得秦王的信任,争取一个能够接近秦王便于行刺的机会,荆轲做了细心的准备,一是要了“督亢之地图”,二是要了樊于期的首级(加上田光的***,尚未出发就赔进了两条人命,代价是高昂的,古人的某些道德志操观念,对于我